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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我的如迷人生》张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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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我的如迷人生》张芬之

基本信息

书名:《出发》
作者: 张芬之
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8年5月1日)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39652986
ASIN:B07CXGS4HP
版权:时代华语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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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贫寒,自学成才。青少年时期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立志穷则思变,奋发向上,终于从生产队会计一步步成长为正厅级的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他命运多舛,顽强拼博,充满故事,充满传奇。是投笔从戎,辛勤笔耕,改变了命运,是唐山大地震改变了他的仕途和抉择,从而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他才思敏捷,正直刚强。

作者简介

张芬之,系安徽省灵璧县人,原任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书十六部,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和资深报人,曾被中国传媒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目录

正文

经典语录及文摘

唐山地震改变了我的抉择与命运

1976 年1 月8 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全国人民鞠躬尽瘁操劳一生后,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山河呜咽,举国悲痛。尽管当时上面通知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但连日来,以首都高校师生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仍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举着周总理的遗像和花圈、松柏、白花,纷纷拥向天安门广场。一时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成了花圈和白花的海洋,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源源不断地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词,场面悲壮,声势浩大。我当年在北京军区空军宣传部教育科当干事,内心充满着悲痛和愤怒。悲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突然离开了我们,中国失去了擎天柱,亿万纯朴善良的老百姓在动乱的年月该怎么办?怒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上面却不顾民意下达“三不准”,不让举行悼念活动,真是违背党心民愿,岂有此理!由于穿军装,由于是干部,我们宣传部住在一起的四个“光棍汉”(指家属未随军),大概是朱经通、王中兴、侯锡荣和我,背着领导在我们住宿的房间里为周总理布置了灵堂。从报上剪下来周总理的遗像,并在遗像旁放上松枝和白花,每天回到宿舍就对着周总理的遗像,肃立默哀,眼里滚动着泪花,心里装满了悲痛和忧虑。转眼间,到了4 月4 日晚上,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如潮,越聚越多,似江河湖海汹涌澎湃,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大有摧枯拉朽之势,令人激愤,势不可挡。在这样一种悲壮氛围的带动下,我们宣传部的几个干事不约而同地冒着风险,到天安门广场送鲜花、抄诗词,沉痛悼念周总理。4 月的北京,深夜里还有点寒冷,但我被广场上的悲壮场景紧紧吸引住,久久不愿离开。直到夜里1 点多,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7 点钟,要坐北空崔文斌副政委的小车,去通县北空独七团搞“批林批孔”试点。军令不可违,我这才匆忙收拾好抄写的诗词,快速步行走回到北空的宿舍。万万没有想到,4 月5 日首都各大媒体宣布了一条震惊中外的决定,将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的处境艰难了。

北京通县,北空“批林批孔”试点工作组。说起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宣传部隋一阶部长不说话,把从家里带来的饺子推给我:小张吃点饺子吧,家里包的,味道不错。听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我哪还有心思吃饺子,写简报也有点敷衍了事,更谈不上写什么“批林批孔”经验了。回京后,清查工作已开始,科长戴学诚让我写去天安门广场的经过材料。我天真地认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天经地义,有什么错,坚决不写交代材料,弄得戴科长心有同情也无奈。当时北空流行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三会三不会”,“三会”即会办事、会写文章、会出点子。“三会”的干部是优秀的,可作为提拔的后备干部培养;“二会”干部属于一般,不是下部队,就是继续留机关考察使用;“三不会”的干部基本上安排转业回老家。不谦虚地说,我当时属于“三会”干部,所以从文化科干事调教育科当干事,进行所谓的全面锻炼。我当时很年轻,可谓血气方刚,无所畏惧。因为,我是参加工作后入伍,心想,不让当兵大不了回到原单位,还照样吃商品粮,拿工资。甚至想到如果4 月5 日晚上,上级命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清场,作为军人我该怎么办?一想到这,真是万箭穿心,不能自已。于是,我在内心里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毅然要求转业回乡。科长、部长都劝我不要头脑发热,写个检讨就可过关,仍可留在宣传部里当干事。此时的我倔得很,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心一意要转业,最终宣传部领导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批准了我的请求。至今回想起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的后悔,也没有对军营丝毫的留恋。我很快回乡安排转业事宜。因为我入伍前已参加工作,加上地方上也有一些人脉关系,很快决定回安徽宿县县委办公室当秘书,还号了三间瓦房当居所。过去因为工作忙,北空只要有重要会议,我不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就是在会议秘书组写简报,妻子来京休假根本没时间陪她去公园逛逛,甚至连北海公园和颐和园都没去过。这回要转业回老家了,怎么也得带老婆孩子好好逛逛北京城。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我妻子带着孩子来京城的第二个月,1976 年7 月28 日,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这是一次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也由此改变了我的抉择和命运。唐山地震后,中央军委决定,全军转业推迟,全力抗震救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空宣传部领导决定,让我妻子和孩子离开北京,派我奔赴唐山机场,参加北京军区空军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政工组,写抗震救灾简报。一到唐山机场,地震后的悲惨景象呈现在眼前,北空空六军所在机关大楼像叠煎饼一样整体倒塌,我们科原副科长、空六军宣传处副处长张日暄和妻子及儿子被砸死,仅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儿因被母亲用身体护住幸免于难。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是这次强烈的唐山地震让我不再转业,又开始了新的军营生活。真可谓,世事难料,柳暗花明又一村。

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给唐山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正值盛夏,许多人在睡梦中遭此劫难,还来不及穿衣服,有的已经身亡,有的被倒塌的房梁或钢筋压住动弹不了。而侥幸爬出残墙断壁的人们,眼看着亲人在流血在呻吟,心在滴血,泪在横流,也无计可施,无法救援,只能为亲人送一口干粮、一碗凉水硬撑着。但是,老天爷不同情伤者、弱者,三至四级的余震不时来袭,使原本有希望被施救的伤残者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可能。由于道路堵塞,大型抢险机械进不来,从四面八方奉命而至的人民子弟兵,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在残墙断壁里,用手扒、用肩扛、用铁钎顶,千方百计争分夺秒与死神抗争,尽最大可能抢救伤员,然后用汽车或手抱肩扛把伤员送到唐山机场,再由飞机送往附近或北京等地医院抢救。我到唐山机场的第二天,机场跑道尽头的草地上已堆起了上千座坟头,有的插个木牌,上面写着亡者的姓名,更多的是无名氏坟墓,一个挨着一个,一片连着一片。我站在老领导、空六军宣传处副处长张日暄夫妇和他们儿子的坟头前,眼含热泪,默默地鞠躬默哀,内心充满痛惜与无奈。

为了安全起见,也因为已无房可住,北京军区空军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政工组所有工作人员,搭起帐篷,每天忙着了解抗震救灾进度和情况,向北空、军委空军和北京军区汇集编写简报,汇报最新动态,忙得脚不沾地也不觉得疲劳。卫生防疫人员天天喷洒防疫药水,但苍蝇仍在乱飞,有的长得像指甲盖那么大,看着令人恶心。为了不得痢疾不闹肚子,每顿饭我都得吃几粒大蒜,夜里被一次次余震震得从铺上弹跳起来,心里并不畏惧,只是担心余震会使死伤者更多,也担心救灾官兵的人身安全。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也永生难以忘怀。

出于干新闻工作的政治敏锐性,也出于对自己政治生命和未来生活的关注,在严峻紧张和异常繁忙的抗震救灾中,我特别留意《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的一些时政新闻,特别是那些措辞不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我逐渐感到中央的政治气氛有变化,某些论点和提法有新意,心里也慢慢有了点底,殷切地期待转机的到来。

大约是1976 年10 月4 日上午,北空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接到空军命令,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要来唐山视察,并看望各大军区在唐山参与抗震救灾的指战员,让我们唐山机场做好陈司令专机的起降接待任务。原通知,陈锡联司令员要在唐山待两至三天,除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听取抗震救灾情况汇报,还要到下面去看望广大抗震救灾的指战员。记得当时流传出来的消息,陈司令对师以上领导干部说,现在党和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叶剑英元帅特意派我来看望慰问大家。军队一定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指挥。叶帅要我特别告诉大家,军队要团结,现在团结比什么都重要。我当时听了陈司令这个主旨讲话的传言,内心里一阵激动,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认定产生了新的怀疑与猜测。正在此时,北空负责专机保障任务的同志接到命令,说陈锡联司令员患感冒,要下午3 点赶回北京,要求机组人员尽快升空试飞,随时做好应急起飞的准备。据说,按当时的规矩,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专机在正式起飞前,飞行员要驾机在空中试飞十五分钟,检查飞机各种性能安全完好后降落,才能让中央首长登机。那一天,可能情况特殊,专机在空中试飞大约五分钟即降落,相关保卫人员便马上护送陈司令员登机。早点知道信息的军以上干部乘小车火速赶到机场与陈司令在专机旁合影送行。而知道消息晚一点的军首长,直到专机已经升空,仍坐着一辆又一辆小车仍陆续飞速奔赴唐山机场停机坪。

事后得知,陈锡联司令员可能是奉令回京商讨紧急事宜。果不其然,经过叶剑英元帅和华国锋主席的周密部署,1976 年10 月6 日晚,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汪东兴等人的指挥下,干净利索地未动一粒子弹便顺利抓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党和人民除了心头之患,使我们的党和国家获得了稳定与团结。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人心大快,举国欢腾。据说,北京城里的螃蟹和二锅头白酒一时间被老百姓争相抢购。没过几天,中共北京市委开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新华社著名女记者郭玲春以简短的消息,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革命行动。这一震惊中外事件的拨乱反正,使无数因此遭到歧视和迫害的人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我闻此喜讯,热泪纵横,高兴得跳了起来。10 月10 日,我圆满完成了在唐山机场的工作任务,向英雄凯旋一样回到北京,揭开了军旅生涯的新篇章。

从唐山回到北空,军以上机关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鸣大放”运动逐渐开展。由于原来因天安门事件已确定我转业,尽管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已平反,我仍然不改初衷,继续要求转业。一是转业后的工作基本落实,还算符合心愿;二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除了当上将军可以终身生活在军营,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要哪来哪去,想留在京城安家落户一辈子,除了是北京的儿子和姑爷,几乎不可能;三是我有三个儿女,妻子在地方供销社当营业员,儿子迎军刚刚半岁,家属随军进京遥遥无期,考虑到家里的实际困难,我信从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的俗话,执意要求转业,求得一人安定全家安定。然而,这时北空已撤销了让我转业的决定,要我继续在宣传部服役。为此,我去找刚从空军文化部副部长任上调任北空政治部副主任的尚贝同志,向他说明了家里的困难和坚持转业的愿望。尚副主任是延安抗大时期的老干部,听了我的想法,明确指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部队现在需要你,你要安心服役,努力工作,个人的事交给组织处理。领导的话斩钉截铁,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只能坚决服从,彻底打消了转业的念头。

北京军空军当时属于正兵团建制,下辖三个军十几个师一百多个团级单位。军区机关开始动员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有的领导干部已陆续被空军和中央军委批准隔离审查,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办公楼,有些人心里惶惶不安起来。我因为入伍才七八年时间,对机关的一些人和事也不很了解,谈不上检举和揭发什么像样的事,想了一下还是围绕天安门事件写了张四百多字的大字报,算是投入了机关的“大鸣大放”。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运动的深入开展,机关里的大字报内容也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有的揭发他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有的检讨自己也顺带揭发他人。我总的感到,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大字报的数量虽不断增加,也有所翻新,但还是缺乏实实在在的内容,有点应景和凑数。

不久,我由教育干事提升为宣传科副科长。当兵近九年,成为副团职干部,这在北京空军政治部,我是第一个。我们科里的干事个个比我入伍早、资历深,有的甚至比我早入伍十二年。由于是副团职干部,家属和孩子也有资格进京落户了,我也就此安下心来投入繁忙的工作中,暂时放弃了转业的念头。仔细想想,此乃天意啊!要不是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要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翻了个儿,我不早就解甲归田,回安徽老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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