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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野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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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野岛刚

基本信息

书名:《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丛书名: 译文纪实
作者: 野岛刚
张惠君(译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4年1月1日)
页数:234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32763887,7532763889
ASIN:B00GZJ3L8S
版权:上海译文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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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当问到台湾行最想去的景点,台北故宫往往是多数人的答案,台北故宫收藏的中华文物以精美著名,这批文物不仅是中华文化历史的浓缩精髓,它们更在近代东亚历史动荡的舞台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对这世上仅有的两个"故宫"感到兴趣,他耗时五年,考察文字史籍,亲自访谈数百位相关人员,并跟着文物搬移的路线走了一圈,完成这本两个故宫命运纠缠的故事。作者直白地描述故宫文物的悲欢离合,娓娓道出中国历史上利用"政治"控制"文化"的手段,以及"文物"对于权力的重要性。野岛刚说:"政治的庇护对于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文化得以振兴;因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如果你已经造访过故宫,推荐阅读本书;如果你正要前往故宫,你更应该阅读本书,如此一来,当你游览故宫博物院的同时,你看到的将不仅是文物,而是更强烈的感受到中华文化千年的历史重量。。
——亚马逊编辑李思霈(台湾)

作者简介

野岛刚,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出版过《伊拉克战争从军记》(2003),近期作品有《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银轮巨人捷安特》。

目录

简体中文版序
序章什么是故宫?什么是文物?
二十年前对于台北故宫的不协调印象
蒋介石决定把文物运到台湾
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故宫与其他世界性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变革季节的到来
故宫日本展的启动
故宫大厅被大陆游客淹没
第一章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
民进希望改变故宫定位
表现改革精神的电影
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在“华夷思想”影响下的孤岛
被钉在南部的“改革”之钥——“故宫南院”
第三位院长是女性
围绕文化行政的主导权拉开女人的战争
被国民党阻止的行动
陈水扁的密访
“被中华中心主义的铜墙铁壁阻挡”
第二章文物流失——是丧失?还是获得?
中国朝代的盛衰与文物
文物流失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的溥仪的首饰
文物流出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
在日本关西开花结果的中国艺术沙龙
第三章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文物命运
首次故宫海外展览大获成功
大陆向西再向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让”
第四章文物到台湾
遍寻不着蒋介石对故宫的想法
因国共内战急转直下的文物命运
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
是“造反者”?还是英雄?
第五章迈入“两个故宫的时代”
台北故宫为何称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宫建筑与当时的国际情势
现在已经荒废的北沟仓库遗址
探究设计者的心路历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浪潮
日本人寄赠的文物
北京故宫的进展
第六章中华复兴的浪潮——国宝回流
香港出现圆明园的掠夺品
参与回流的特殊人士
一扫圆明园遗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巴黎鼠像拍卖会
要求返还文物的中国国内动向
归还运动的结果
第七章故宫会达成统一吗?
记者会上两位故宫院长的反应
两岸关系改善后台北故宫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运如风中之烛
另怀心思地展开交流
下一个目标——“日本展”
唤动李登辉的司马辽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党政权的混乱引发再度触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价值观
后记
附录1本书主要人物
附录2故宫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之主要大事268
附录3参考图书、新闻报导一览表

经典语录及文摘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很多角度讲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等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样的中国,能让现代日本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宫博物院。
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筑物本身是世界遗产,而且还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紫禁城过去是明清皇宫,英语的OldPalace,翻译过来正是“故宫”。但每次拜访总是忘情于紫禁城雄伟的建筑,而难以气定神闲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时间端详揣摩。
2012年1月至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故宫展,过去在日本也曾有过北京故宫的展览,但是这次的“北京故宫200精品”和以往的展览有些不同,这次的展出品的档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书画、陶瓷、青铜、漆器、珐琅器、染织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我格外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黄金时期——宋元的展出书画有41件,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导览说明,中国历来严格限制这两个时代的书画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个展览会最多能借出有数的几件,可见此次展览的殊荣。而这次北京故宫的“大手笔”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在最近几年,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美术馆积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其中可以隐约看见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故宫”这一品牌的建设,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疆土的意愿。中国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08年缔结了友好合作协定,这次展出也是以这一协定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2011年末来日本访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日交流的积极意愿。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实现,也幸亏她的支持。
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的展览将会是空前的规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宋元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次展览会,可以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但愿对大地震后的日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台北故宫也好像不要输给北京故宫似的,将于2014年6月来日本举办展览,其实日本方面曾经有过让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起到日本办展的想法,拟称为“两岸共展”。2009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主动担纲,热情地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NHK电视台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共同举办这次重大展览。然而非常不幸,在这期间平山先生因病逝世,中国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又都对共同办展表现消极,共同展遂变成了两岸故宫的各自展出。
不过不论如何,故宫对于文化和外交,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采访加上执笔,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里面,郑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郑先生见面时值2010年严冬,中国官员在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什么后续的不良影响,一般来说,对各种提问都是采取极其慎重的、几乎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郑先生的态度却非常坦然,对于北京故宫的现状和两岸故宫的将来,侃侃而谈。
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主张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他说,故宫不但是收藏品丰富,而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他强调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这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并非专家,却胆敢执笔写下故宫题材的书籍,理由正如郑先生所说的,我被故宫的多元——文化、艺术、政治、历史、民族精神——所震慑并吸引,产生了要把这个完整的多面的故宫向读者传达的强烈意愿。
郑欣淼先生从推动两岸故宫的交流之时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较两个故宫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后来的一两年内又出版了《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到台湾访问。有一次我到台北圆山大饭店采访他的时候,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在北京也是你来采访我,到了台北还是你来采访我,而你又是个日本记者,这件事好像也蛮巧啊。”郑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宫记忆中的一环。
在重走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让我难忘的趣闻逸事。不过被我厘清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故宫”,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沈阳也有沈阳故宫,那里至今保管着众多的清廷宝物,在本书的正文中也将会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出现的翡翠头饰,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和它配对的另外一只。而这两只头饰,据说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自己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戏剧化“身世”。
另外,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因为南京博物院,曾经是北京的文物“南迁”后位于南京的保管所;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复”后,回到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蒋介石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未来把文物运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国共战争的时间拉长,就这样直接在南京成立一个故宫也未可知。
刚到南京,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关于南京和北京故宫的口水战故事。围绕着这些故宫文物,有一个未解的谜。北京方面对于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个严密的记录,南京方面也有一个被运到台湾的文物数量记录,后来从南京运回北京的数量也有记录。这样一来,运到台湾的和运回北京的,加起来就应该等于之前“南迁”的文物数量。可是,这中间却有几百箱的差异。
关于下落不明的这几百箱文物,传言认为,目前依旧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
为了确认,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长梁元先生当面询问此事,他说,南京博物院确实留有旧故宫的文物。关于这批文物的处理,北京故宫方面多次要求返还,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绝,最后甚至闹到中央领导那里。
中国的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也就是指清朝的宫殿,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朝的宫殿对于新政权来说,象征着旧时代,所以为了和旧时代诀别,新政府设立了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时光,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有为了躲避日军向西迁徙,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文物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此外,关于故宫和文物的问题,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2013年6月我从东京来到上海,目的是参观上海的“海外回流美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大陆的拍卖会每年有春秋两次,正好和季节的节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数十、数百的大小拍卖会频繁展开。
在中国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别飞涨的时代,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还在持续着它的泡沫,一路增长,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投资领域之一了。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直在上海的五六个拍卖会所间往返,不管哪个会所都是人满为患,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拍卖品热的未艾方兴。在会场里面,年轻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着POLO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男性也到处都是。还有不停刷新报价,一边举牌,一边不停用手机和外部通话的人。
这种拍卖会上人气沸腾的,是从日本回收的中国美术品。因为是“日本货”,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的拍卖会也反映了中国人性急的特点,中标的决定时间非常之短。
“八千、八千、有没有接手?”
“一万、一万、有没有?”
“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说了一次之后,拍卖人就敲锤:“是你的,几号?”
然后就立即转到下一个拍卖品上。
成交之多让人惊讶。我所知道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们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国的拍卖会场,单是看看那个分发的厚厚的商品名录,就知道不止1000件。这1000件就将在这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卖掉。大部分拍卖品都会在一分钟之内成交,流标(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市场规模确实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我还去参加了开设于上海郊外、大众拍卖公司主办的“海外回流品拍卖会”,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参加。但是领取投标需要的中标者序号,必须要提供银联卡。没有银联卡,所以我只好放弃投标。在我仔细查看目录之后,我吃惊地发现,笼统地说是“海外回流”,其实里面数百种都是“日本回流”。虽然上面也写了具体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这个人出手的很让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其他材料以资佐证。我询问了该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有专门收集日本回流品的中间商在协助交易,所以对于出手人的相关背景,拍卖公司并不能真正把握。但是“回流品买到就是赚到”总是没错的,所以专门交易“回流品”的拍卖会才会不断有举办,中标率也非常高。
当然,这种拍卖会里面既有淘来的珍品,也会出现假货。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存在着大量沉睡着的中国美术品的事实没有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书中也写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期,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美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从前通过民间的买卖以及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行为而被带出去的宝贝的回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十年来变得异常显著。我在本书中也专门辟了一章,来详述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推论出的是,故宫问题不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问题。在中国国内,还和沈阳、南京挂钩,在国外,还和欧美日相关。我展示给读者的,正是这个多棱镜一样的复杂故宫。
拙著的日文版于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现在两年多行将过去,我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其实当初日文版付梓之时,我就在内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进人中国读者的视野,因为这毕竟是写发生在中华世界中的事。另外,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和台北两所故宫的,所以在两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机会。
2012年7月繁体字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终于也可以和读者见面,我内心非常欣喜。繁体字版刊行的时候最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拙著的反响甚巨,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印数次,媒体的采访超过十家。之前出版方曾经担心外国人写这种书会不会遭冷遇,而结果恰恰相反。
出于我个人的分析,拙著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的理由,大概是因为我本身是日本人的缘故。通常而言,有关故宫的著述都是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可称得上一种“台湾式的故宫理论”;而大陆方面,应该也有一套“大陆式的故宫理论”,这两套理论在1945年之前大概相去不远,但是1945年之后则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而由我来陈述这个故事,则仿佛出于“第三只眼”,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哪一个是“真正的故宫”,哪一个收藏最佳,我没有先人为主的观念。只是由于两岸的大型博物馆都用同一个名字,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靠着不带政治色彩的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不断收集资料和人们的观点,并集结成书而已。台湾的读者也许对拙著的视角感到新鲜,所以我也寄望大陆的读者能够随手翻翻,看看我这个外国人写的“故宫论”,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2013年6月25日
野岛刚
写于东京自宅

对日本来说,中华文明的存在有着特殊意义。到台北或北京观光,首选造访的地方就是故宫,曾经去过故宫的日本人可不少。
然而观光客可以慢慢欣赏故宫文物的时间或是空闲并不多,因此在日本得以好整以暇欣赏故宫珍品的“故宫展”,是一个体验中国文化的绝佳机会。光是“故宫展”这个名称,就让展览魅力倍增。
过去日本的朝日新闻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都曾强烈希望主办台北故宫的赴日展览,我在书中提过。2011年6月时,日本新潮社出版本书日文版后,故宫赴日展览一事在日本社会引发讨论,故宫问题正持续发酵中。
在后记中,我想说明2011年6月以后故宫赴日展览的最新动态,也要谈谈故宫问题在台湾的后续发展。
在日本的文化界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当举行大型艺术展时,一定是由美术馆或博物馆与报社或电视台共同担任主办单位。有关选择展品、制作目录、安排会场展示,及与艺术相关的专业工作等,都由博物馆或美术馆一方负责。而跟保险、运费、入场券收入等财务事项及宣传有关的,就由媒体一方负责。
博物馆、美术馆把不擅长的“经营”、“涉外”部分交给媒体,专注于办理专业的大型文艺展览。另一方面,对媒体而言,如果展览成功不仅有收入进账,同时可向社会大众展现热心文化事业的形象。
2011年5月朝日新闻社拜见马英九先生,我因为也是采访者之一,从东京飞来台北,手上握着一封信和一份中文翻译。这是朝日新闻社社长写给马先生的信,希望台湾方面将台北故宫的赴日展览交给朝日新闻社主办。
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大幅改善,一改过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冷却情况,两岸故宫一同到日本举办展览的可能性大增。基于这样的期望,由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朝日新闻社、NHK、电通公司等为主体,着手策划两岸故宫展。虽然如此,我一开始对于两岸故宫展实现的可能性就抱持怀疑的态度,原因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与台湾故宫一起联展,或多或少有利于统战工作。但是对于台湾而言,在日本联展只是与中国大陆并列,并不能达到台湾方面期望的“提高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关心”。
在日本,一般而言低估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两岸故宫展的计划虽与我的工作没有直接相关,但现在事后来看,日本的确对于台湾故宫问题的重要性,缺乏一定的敏感度。
如我所预期的,台湾方面对于两岸故宫联展不感兴趣,计划受挫,改为台北故宫单独办展。为了要在日本举办台北故宫展,日本各家媒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向台湾方面游说,希望能获选为主办单位。
马英九先生在接受专访时也提到故宫问题,他说:“故宫文物到日本展览,如果一切顺利,故宫方面认为2013年应该是一个适合的时机。文物蕴含历史文化的意义,有助于双方深入了解。如果日本博物馆的文物也可以同时来台湾办展的话,效果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热切希望达成的。”专访顺利结束后,我就把社长的信亲手交给马英九先生。
台湾方面对于故宫展的时间及办理的形式,当时还没做决定,甚至连决策的架构都还没形成。不过有趣的是,我们独家专访马英九先生,刺激了其他媒体。就在朝日新闻专访后,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会长、读卖新闻社的最高顾问都接连访问台湾,拜见马英九,形成了“朝日新闻VS日经+读卖”的态势。不仅如此,向来与台湾关系深厚的产经新闻也表达强烈的意愿,加上东京中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数家媒体,都开始关切台北故宫赴日展览的事情,呈现出“台北故宫争夺战”的态势。
2011年,“台湾驻日代表”冯寄台成为日本媒体锁定的对象。冯代表是马英九先生身边的人,2008年“总统”选战时曾担任海外事务的顾问,2008年奉命到日本,冯代表也强烈希望促成故宫赴日展览,并曾交给我一篇投稿的文章,题为《在日举办故宫展,必须通过免除假扣押法案》,后来刊载在《朝日新闻》的意见版专栏《我的观点》中。
当时日本国会迟迟未审议海外文物免除假扣押的法案,冯寄台也期盼尽早通过。在这篇投稿中,冯寄台提到:“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无法实现在日本举办故宫展览。台湾和日本双方并非不期盼举办故宫展,反而是热切期待的。马英九先生在两年前就任后不久,就提出希望在日本举办故宫展览。目前实现故宫展览的唯一障碍,就是免除假扣押的法律问题。”其后,终于在2011年春天,日本国会通过了延宕多时的免除假扣押法案。
依据内部消息,台北故宫将在2014年6月至8月间赴日展览,地点就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外,也计划在日本的九州国立博物馆、东北地方的仙台等地巡回展出,其中也带有鼓舞东日本大地震受灾灾民之意。媒体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但我个人希望所有媒体一起组成一个“AllJapan”团队,共同担任主办单位,作为最适的解决方案,不知道能否可行。
另一方面,故宫在台湾仍是热门话题,2008年启动的两岸交流,从2009年举办的“雍正大展”起陆续展开,2011年将分隔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览。同一年,两岸故宫相关人员循着故宫文物在中国颠沛流离的历史,重走了故宫文物之旅。在两岸文化交流范畴中,故宫的交流可说是最为顺利的一项。
此外,民进党留给马英九国民党当局的“负面遗产”——“故宫南院”问题——至今仍呈现不明状态。本来应该在2008年完工的“南院”,马英九先生在2008年就任时曾表明,“2012年正式开幕”,但是因为“八八风灾”等因素延宕工期,周功鑫在2012年3月下旬公开表示,将以“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之名,于2015年12月正式开馆。这比原定计划晚了七年之久。
2015年开馆能否实现,仍有不少怀疑的声音。“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是否会冠上“故宫”的名称,目前尚难判断。依据目前故宫方面的规划,将在“南院”设置四个主题公园。事实上,关于“南院”未来是以观光还是文化为重点,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2015年完工的时点,正好是马英九“总统”第二任任期当中。台北故宫和马英九先生究竟会将多少台北故宫的贵重文物运往嘉义,或是如何定位台北故宫的“分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最后我想向担任译者的好友张惠君表达由衷的感谢。二十年前在德国偶遇产生的友谊,促成今日的合作成果,这是人生中令人难忘的一大惊喜。

两个故宫交流的频繁促进了《富春山居图》的台湾合展
元朝有位书法家黄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汉人,行政能力很强,在地方政府当官,但是当时是蒙古人统治天下,汉人不免怀才不遇。于是他四十岁就辞官,专心书画。在七十九岁时花了三年的时间画出,《富春山居图》,后来成为元代的代表性名画。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流落到吴姓员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像皇帝一样“把画一起烧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要烧画时,其中一个家人无来由的觉得“烧了很可惜”,因此在烧了一部分之后,又抢救了一部分回来。
《富春山居图》画卷全长七米,烧了部分后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
2010年3月中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这张画:“我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幅画。”大陆丢出了球,台湾方面则回应:“正在规划黄公望的特别画展,希望向大陆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半画作。”双方你来我往的对话,像是套好招的表演,着实感受到文化在政治上的“效用”。温家宝的发言产生了效果,
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终于运抵台湾,成功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

“单一文明”的收藏理念让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大不同
故宫是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从展示品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这点。
台北故宫自称是“世界四大博物(美术)馆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馆除了台北故宫以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若再加上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也有“五大博物馆”的说法。无论怎么说,台北故宫具有亚洲第一博物馆的地位,这评价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摇的。但是如果检视收藏品的内容,我们必须指出,台北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卢浮宫、大英、大都会等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不仅是西洋的东西,还含括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绝非浪得“博物”之名,他们多元的收藏值得夸耀。虽说收藏品亦背负了殖民地经营及侵略的负面历史,但这也无损于博物馆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会看到一点点欧美的绘画或雕刻,但是几乎看不到中华文物以外的其他亚洲各国文物。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使节赠送或进贡的礼物。这里有的是仅以中华文化为对象的“单一文化”博物馆。
中华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含义,从各种层面,卓越的中华王朝政治向世界扩散之际,借由礼仪、道义等优良文化来感化蛮夷异族,他们便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员。这种华夷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对来说,也意味着“除了中华文化以外,其他的无甚价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学上,对于华夷之别有着严谨的态度。

中华世界里“文化”与日本“三种神器”的相似之处
谈到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日本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琼琼杵尊是日本传说中的开国之神,天照大神授予他三种神器:镜、玉、剑。为何这三种神器象征着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呢?那是因为在神话里,确立了拥有这三种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断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创时期,这个神话里开始出现将“唯我天皇拥有三种神器”当作政治权力的证明。
例如日本南北朝时代是三种神器价值被提升到最高的时期,南朝和北朝两方势力互相争夺三种神器,政治权力愈是不安定,人们愈想追求文化带来的“公信力”。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故宫文物就是“三种神器”。近代中国在动荡中,展开历史上最浩大的文物运送征程,最后还横渡海峡。可见蒋介石不肯将故宫文物放手的决心之大。
在中华文明里,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义,政治守护了文化。我想正因为有了政治的庇护,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发生守护文物的“奇迹”。

故宫大厅中与孙中山合影的大陆游客让人心生感慨
我在台湾担任特派员期间,造访故宫至少二十次以上。在2010年4月离开台湾前,我特别去故宫“道别”。我当时目击的画面,象征了故宫的现状。
淹没大厅的大批大陆观光客围着坐镇大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热情地按下相机快门。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大概没什么兴趣和孙中山铜像照相,但是在含括中国大陆、台湾的中华世界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受尊敬人物的第一人选。
大陆观光客造访故宫,起因于2008年5月诞生的马英九政权与大陆开始改善关系。马政府以每日三千人为上限,同意大陆游客造访 “宝岛”台湾。涌入故宫的大陆游客人数已超越了日本人,他们抢购故宫博物院纪念品,台北故宫的收支状况也因此受惠。
台北故宫的建筑物,据传是仿照位于中国南京孙中山陵寝“中山陵”所建,建筑物的正式名称用孙中山的名讳取为“中山博物院”。正面入口的大门上也写着孙中山的墨宝“天下为公”,落成典礼选在孙中山1965年11月12日的百岁冥诞时举行。台北故宫的孙中山铜像是委托法国著名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Paul Landowski)制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巨大耶稣雕像也是他的作品。民进党政权曾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正面门厅移走,就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刻修复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复活的孙中山铜像与聚集在此的大陆观光客,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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