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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奥威尔作品全集)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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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落魄记(奥威尔作品全集) 乔治·奥威尔

基本信息

书名:《巴黎伦敦落魄记》
外文书名: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丛书名: 奥威尔作品全集
作者: 乔治·奥威尔
陈超(译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7年8月1日)
页数:224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32774654
ASIN:B07473G27Q
版权:上海译文

编辑推荐

奥威尔并非生而为先知。透过《一九八四》的深邃棱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穿透一切人性迷雾的末日预言家。但那并非以血肉之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奥威尔。终其一生,他也曾是一个热忱的信徒,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受伤、恐惧、落魄的普通人。《一九八四》是他的终点而非起点。
《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三部纪实作品就是奥威尔在人生和思想的重要关口留下的三个足印。从中,我们不难读出《一九八四》中某些似曾相识的场景与情感碎片,虽然经过了重重转换。它们共同构成了解读这位先知思想历程的一把钥匙。

作者简介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被誉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

目录

奥威尔作品全集
奥威尔纪实作品全集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巴黎伦敦落魄记》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小说全集
《缅甸岁月》
《牧师的女儿》
《让叶兰继续飘扬》
《上来透口气》
《动物农场》
《一九八四》
奥威尔散杂文全集(1—4部)

经典语录及文摘

第1章 巴黎,金鸡大街,早上七点钟。街上传来几声愤怒又略带气哽的尖叫。在我住的地方对面经营一家小旅馆的蒙西太太走到人行道上,和住在三楼的一个房客吵架。她光着脚丫,趿着一双木屐,披散着一头灰发。 蒙西太太骂道:“臭婊子!臭婊子!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把虫子碾死在墙纸上。你以为你把整个旅馆买下来了吗?你怎么就不能和别人一样把它们扔出窗外呢?他妈的,你这个贱货!” 住在三楼的女人回了一句:“母牛!” 接着,两人闹哄哄地吵了起来。街道两边的窗户都打开了,半条街的人加入了争吵之中,一直吵了十分钟,然后戛然而止,因为有一队骑兵经过,大家都停了下来,观望着他们。 我将这一幕情景记录下来,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金鸡大街的风貌。虽然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只有吵架——不过,几乎每天早上这样的争吵起码得发生一次以上。除了吵架,还有街头小贩落寞的叫卖声和小孩子们在鹅卵石街道上追逐橘子皮的戏耍声。到了晚上则响起高昂的歌唱声,垃圾车经过时留下一股恶臭,这就是整条街的风貌。 这条街很窄——两边都是高耸肮脏的房屋,东倒西歪地堆在那儿,似乎在倒塌的时候被冻结住了。所有的房子都开设成小旅馆,住满了房客,大部分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旅馆楼下是小酒馆,花一先令就可以喝得酩酊大醉。到了星期六晚上,这一区有三分之一的男人会喝醉,为了女人大打出手。那些住在便宜的旅馆里的阿拉伯搬运工人总是在窝里斗,拿着椅子互殴,有时还动用了手枪。到了晚上,警察得两人同行才敢到这一带巡逻。这地方的确不太平。不过,尽管环境肮脏嘈杂,这里还是住了一些体面的法国人,从事小店主、面包师和洗衣女工这样的工作。他们只与自己人来往,安分地积攒着一点一滴的财富。这就是典型的巴黎贫民窟。 我住的那家旅馆叫“三雀旅馆”,有五层楼高,采光阴暗,几乎摇摇欲坠,用木板隔出了四十个房间。房间很狭小,而且终年没有打扫,因为旅馆里没有女工,而女房东F太太根本没有空闲。墙壁差不多和火柴棍一样薄,为了遮掩上面的裂缝,贴了一层又一层的粉红色墙纸,都已经松动了,孕育了不计其数的臭虫。天花板上,整天都有一列列的臭虫就像士兵列队行进一样爬来爬去,到了晚上就会下来饕餮一餐。于是,房客们每几个小时就得醒来,大肆屠戮。有时臭虫实在太猖獗了,房客们就会用硫烟将它们赶到隔壁房间,而隔壁房间的房客也会点燃硫烟进行反击,把臭虫们给赶回去。这地方很脏,却很有家的感觉,因为F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好人。房间的租金一周从三十到五十法郎不等。 房客的数量总是在变动,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空手而来,身上没有一件行李,住上一个礼拜,然后就走了。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补鞋匠、砌砖工、石匠、搬运工、学生、妓女和捡破烂的。他们当中有的穷得叮当响。阁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保加利亚学生,靠做鞋子出口到美国维持生计。每天从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他就坐在床上做完十二双鞋子,挣到三十五法郎。其余的时间他到索邦神学院上课,准备进教堂服务,那些神学著作封面朝下堆在满是皮革的地板上。另一个房间住着一个俄国女人和她的儿子,他自称是个画家。母亲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织袜子,一只袜子挣两毛五。而儿子则穿得衣冠楚楚,整天流连于蒙帕纳斯区的咖啡厅。有一个房间租给了两个房客,一个上日班,另一个上夜班。有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个鳏夫,和他两个成年的女儿睡同一张床,而那两个女儿偏偏又长得楚楚动人。 旅馆里住了一些怪人。巴黎的贫民窟是怪人集中地——这些人破落潦倒,过着孤独癫狂的生活,连维持外表的正常或体面都顾不上了。由于生活穷苦,他们的行为标准无法以常理判断,就像人们一有钱就可以不用工作一样。我住的这家旅馆有几个房客过着光怪陆离的生活,几乎无法用言语加以描述。 就以罗吉尔夫妇为例吧。这对老夫老妻个头奇矮,有如侏儒,衣衫褴褛,从事着奇怪的买卖。他们总是在圣米歇尔大街兜售明信片,其中颇有猫腻: 这些明信片的包装看上去像春宫图,但其实只是卢瓦尔河畔城堡的照片。等顾客们发现货不对板时已经太晚了,因此也就没有人抱怨。罗吉尔夫妇一周挣一百法郎,生活非常节约,虽然没办法吃上饱饭,却能有钱买酒喝个半醉。他们的房间脏得连楼下都闻得到臭气——据F太太所说,罗吉尔夫妇两人已经有四年没有换衣服了。 我们再说说下水道工人亨利吧。亨利身材很高,性情忧郁,长着一头鬈发,穿着他那双长靴看上去颇为风流倜傥。亨利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上班以外他可以好几天不说话。一年前他还是个待遇不错的私人司机,能攒点钱。有一次他谈恋爱了,后来那个女孩甩了他,他按捺不住性子,对她拳打脚踢,而那个女孩居然因为这样而疯狂爱上了他。两人同居了半个月,亨利攒下来的一千法郎被挥霍一空。后来那个女孩和别人勾搭上了,亨利用刀子刺伤了她的上臂,被判入狱半年。那个女孩被刺伤后反而更爱亨利了,两人重归于好,商量好等亨利坐完牢出来就买一辆出租车,然后结婚安定下来。但半个月后,那个女孩再次红杏出墙,等亨利坐完牢出来她已经怀孕了。这一次亨利没有伤害她。他把自己的储蓄全部提了出来,喝得昏天暗地,后被判入狱一个月,出狱后他成为了下水道工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亨利都不开口说话。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会成为下水道工人,他从不作答,只是伸出双手,表示自己戴过手铐,然后朝南边监狱的方向仰了仰头。不幸似乎让他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半个白痴。 还有英国人R君。他一年有六个月和父母在普特尼住,另外六个月在法国住。住在法国的时候他每天喝四升红酒,星期六喝六升。有一次他曾远赴亚速尔群岛,因为那里的红酒是全欧洲便宜的。他是个温和的宅男,从不喧闹或和别人争吵,却从未酒醒。他总是在床上躺到日上三竿,然后在小酒馆的角落里一直坐到午夜,安安静静地喝着酒,一边喝一边说话,谈吐很文雅,又有点娘娘腔,谈论的内容都是关于古典家具。除了我之外,这一区就只有R君这个英国人。 像这样的怪人还有很多: 朱尔斯先生是罗马尼亚人,他有一只玻璃假眼,但从不承认这一点。还有利穆赞石匠福雷克斯、守财奴罗克尔——他在我来之前就去世了——但卖破烂的老劳伦总是随身口袋里携带一张纸条,在模仿他的签名。要是有时间的话,写写他们的生平会很好玩。我之所以描写住在这一区的房客并不单单是为了好玩,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我要描写的是穷人的生活,在这个贫民窟我第1次接触到了贫穷。贫民窟的生活肮脏不堪、离奇古怪,这些描写既是贫穷的客观写照,又是我个人经历的背景。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希望能让读者了解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第二章 贫民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比方说吧,在我们“三雀旅馆”楼下有一间小酒馆。房间很狭小,铺了地砖,一半陷在地下,摆着几张被红酒浸泡过的桌子,挂着一幅葬礼的绘画,铭文是“死亡的颂歌”,束着红腰带的工人拿着折叠小刀切香肠大快朵颐。F太太是个来自奥弗涅的农妇,长得像头倔强的奶牛,整天喝着马拉加酒,说是“要治胃病”。大家玩着骰子拿开胃酒作赌注,高唱着民歌《草莓和覆盆子》和《玛德隆》——玛德隆这个女人曾说过:“我爱着整支部队,怎么能嫁给一个士兵?”甚至公然就在大庭广众下狎戏亲热。到了晚上,旅馆一半的房客聚在小酒馆里,要是在伦敦能找到一间酒馆有这里三四成的热闹开心就好了。 在小酒馆里你可以听到有趣的对话。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怪人查理,他说话就很有趣。 查理是个年轻人,受过教育,从家里搬了出来,家里人时不时会给他寄钱,他就靠这个生活。他很年轻,脸色红润,长着一头柔软的棕发,就像一个小男孩,还长着一张鲜红湿润的樱桃小口。他的脚很小,胳膊很短,双手就像婴儿的手一样胖嘟嘟的。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似乎太高兴雀跃了,一刻也无法让自己消停。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小酒馆里只有F太太和一两个失业的房客,但查理并不在乎说话的对象是谁,只要能让他倾吐心声就够了。他说起话来就像站在路障上的演说家,一连串单词从他的舌尖蹦了出来,两只短短的胳膊挥舞不停,那双小眼睛就像小猪的眼睛一样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实话,那副尊容实在难以恭维。 他正在谈论爱情,他喜欢的话题。 “啊,爱情,啊,爱情!啊,曾经辜负过我一番爱意的女人!哎,先生们,女士们,这辈子我就栽在女人手上,沦为万劫不复之身。二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注定要毁灭。但我学会了很多事情,度量了智慧的深渊!能拥有真正的智慧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让你成为具品位的有教养的绅士,变得文雅而邪恶。”等等等等。 “女士们,先生们,我能感觉得到你们都很伤心。啊,这没有什么,生命是美好的——你们不必难过。要开心一点,我恳求你们!“满斟萨摩斯岛的美酒, 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沉沦!此句出自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的长诗《唐璜》。“生命多么美好!女士们,先生们,我将以我的经历向你们阐述爱的真谛。我会向你们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更为高尚微妙的欢娱,只有绅士才能理解。我将告诉你们我生命中快乐的一天。呜呼哀哉,但快乐对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不会回来——没有半丁点儿希望,连追求快乐的欲望也消逝了。 “听我说,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哥哥就在巴黎——他是个律师——我爸妈叫他来找我,带我出去吃顿饭。我们两兄弟总是处不到一块,但我们不想忤逆爸妈。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喝了三瓶波尔多红酒,醉得很厉害。我送他回酒店,路上买了一瓶白兰地,等我们到了酒店的时候,我让他喝了满满一杯白兰地——告诉他那是醒酒药。他喝了下去,立刻烂醉如泥。我把他抬了起来,背靠着床,然后搜他的口袋,找到一千一百法郎。我拿了钱立刻跑到楼下,拦了一辆的士,逃之夭夭。我哥哥不知道我住哪儿——不能拿我怎么着。 “有了钱男人会去哪儿?当然是逛窑子了。但你以为我会把钱浪费在那些只有苦力工人才会去的烟街柳巷吗?去他妈的,我可是斯文人!你们知道吗?我挑剔得很,尤其口袋里有了一千法郎。到了午夜我才找到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一个帅气的年轻人,大概十八岁,衣冠楚楚,理着美国式的发型。我们去了一间远离马路的小酒馆聊天,彼此心照不宣。我们聊这聊那,探讨怎么找点乐子。过了一会儿我们叫了辆的士,开车离开了。 “的士在一条狭窄偏僻的小巷口停了下来,只有巷尾一盏煤气街灯还亮着。石头缝里沾满了黑泥,旁边是一间女修道院的高墙。他领着我走到一座窗户紧闭的高大破屋那里,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了脚步声和门闩的转动声。那扇门开了一道缝,一只手搭在门沿上。那只大手弯曲着,直接将掌心伸到我们的鼻子底下要钱。 “那个向导把脚伸进那扇门和台阶之间。‘你开价多少?’他问道。 “‘一千法郎。’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次付清,否则别想进来。’ “我把一千法郎放在那只手上,把剩下的一百法郎给了那个向导。他道了晚安然后离开了。我听到里面在数钱,然后一个穿着一袭黑裙的干瘦老太婆探出头来,狐疑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才开门让我进去。里面很黑,只有一盏煤油灯照亮了一堵石膏墙的一小块地方,其他地方显得更加昏暗,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老鼠和尘土的味道。那个老太婆什么也没说,就着煤油灯点着了一根蜡烛,然后蹒跚着脚步走在我前面,领着我穿过一条石砌的走廊,来到一条石阶的上头。 “她说道:‘喏,下去里面的地窖,你想干什么都行。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懂的——想做什么都可以。’ “哈,各位先生,让我告诉你们——暴力——你们知道何谓暴力吗?——那种战栗的感觉,一半是恐惧而另一半是快乐,在这时流遍你的全身。我摸索着走了下去。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鞋子摩擦石板的声音,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寂静。在石阶的底部我的手摸到了一个电开关,将它打开,一盏有十二个红色灯泡的吊灯照亮了地窖。我定睛一看,原来我不是在地窖里,而是走进了一间卧室,一间宽敞华丽的卧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涂成了鲜红的颜色。女士们,先生们,想象一下那幅情景吧!地板上铺着红地毯,墙上贴着红色的墙纸,椅子上挂着红色的长毛绒,连天花板也是红色的,到处都是红色的,侵蚀着我的视野。那种红色沉重得令人窒息,似乎光线是从盛着鲜血的玻璃碗里透出来的。卧室的一角摆着一张方形的大床,被褥也是红色的,上面躺着一个女孩,穿着一袭红色天鹅绒裙子。看到我进来,她缩成一团,想把膝盖藏在短短的裙摆下面。 “我在门口停下脚步,对她说道:‘过来,我的宝贝。’ “然后我一步跨到床边,她惊叫一声,想躲开我,但我掐住她的喉咙——就像这样,看到了吗?——紧紧掐住不放!她拼命挣扎,开始大声求饶,但我紧紧地掐着她,把她的头往后扳,俯视着她的脸。她大概二十岁,长着一张弱智小孩那样的大笨脸,涂着厚厚的胭脂水粉。在红色灯光衬托下,那双傻乎乎的蓝色眼眸流露出恐惧和绝望。不用说,她一定是个农家女孩,被父母卖身沦为奴隶。 “我什么也没说,将她拖下床,摁倒在地板上,然后一记饿虎扑食压在她身上!啊,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这就是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世界上就只有这种感觉值得追求。这种感觉令所有的艺术和理念、所有的哲学和信念、所有的修饰和情操都有如死灰一般苍白无谓。当一个人体验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我继续折磨着她,动作越来越粗暴,那个女孩一次次地试图挣扎开来,不停地惨叫求饶,但我只是报以狞笑。 “‘饶了你!’我说道,‘你以为我来这儿是干吗的?你以为我付了一千法郎,然后就这么饶了你?’我向你们发誓,女士们,先生们,要不是受该死的法律约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当场就把她干掉了。 “啊,她叫得那么凄楚,却没有人听得见。我们就在巴黎街道的下面,就像金字塔里法老的心脏一样安全。眼泪从那个女孩的脸上哗哗地往下流,洗掉那层脂粉,留下几行肮脏的泪痕。啊,美妙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从未体验过如此美妙的爱情,对你们来说,那种快感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现在的我也已无法理解,因为我已年华不再——啊,青春年华!——美妙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一切都结束了。 “啊,是呵,时光不再——时光不再。人类的快乐是多么贫乏而令人失望!因为在现实中——但是在现实中,爱的高境界可以维持多久呢?就只有短短的那么一刹那,大概也就是一秒钟的心醉神迷,之后呢——就像尘土一样空虚寂寥。 “就是那样,在那么短短的一瞬间,我品尝到了快乐的滋味,人类所能感受到的高亢美妙的快感。而就在同一刻,一切都结束了,我落得——怎样的下场?我所有的野性和激情就像玫瑰花的花瓣一样凋零了。我觉得浑身倦怠无力,冷入骨髓,充满了悔恨。我痛恨自己,甚至对地板上那个哭泣的女孩起了怜惜之情。我们总是会被这种可耻的情感作弄,真是令人作呕。我没有再去看那个女孩一眼,一心只想着离开。我沿着地窖的阶梯快步走上大街,外面很黑,冷得要命,一个人也没有,石街上回荡着我空虚寂寞的脚步声。我的钱都花光了,连叫辆出租车的钱都没有,一个人走回阴冷孤独的房间。 “听我说,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话。那就是爱情,那就是我生命中快乐的一天。” 查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是想让你了解金鸡大街的住客们那千奇百怪的性格和品行。第三章 我在金鸡大街住了一年半左右。一个夏日,我发现身上只剩下四百五十法郎了。除此之外,我每周教英语的薪水只有三十六法郎。在此之前我从未计划过未来,但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得马上采取行动。我决定开始找工作,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幸亏我这么做了——我先付了两百法郎把一个月的房租付清。剩下的二百五十法郎,还有上英语课的薪水,足够我撑一个月,这一个月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想到一家旅游公司当导游,或者当翻译也行。但是,我的运气实在不好,一份工作也找不到。 一天,旅馆里来了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自称是一位作曲家。他实在是令人觉得可疑,因为他留着鬓角,那是男妓或知识分子的标志。没有人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个阶层的人。F太太不喜欢他那副模样,让他先预付一星期的房租。那个意大利人付了钱,在旅馆里住了六个晚上。这段时间里他配了几把复制钥匙,后一个晚上洗劫了十几个房间,我的房间也难以幸免。幸运的是,他没有找到我衣服口袋里的钱,我还不至于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但只剩下四十七法郎——约合七先令十便士。 这件事打乱了我找工作的打算。现在我不得不每天靠六法郎过日子,一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去考虑别的事情。我挨穷的经历正式开始了——因为,就靠六法郎过日子还能不穷吗?六法郎折合一先令,如果你懂行的话,在巴黎靠一天一先令还是能活下去的,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刚刚接触贫穷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你一直在幻想贫穷是什么样子——这辈子你一直在害怕挨穷,而你知道迟早你会沦为穷人,但事实上,挨穷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回事。你以为挨穷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其实贫穷的生活非常复杂。你以为挨穷会很痛苦,但其实挨穷只是很肮脏无聊罢了。开始的时候你体验到的是成为穷人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它让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变得很吝啬,连面包屑也不放过。 比方说,你会发现你得为自己的穷困潦倒保密。突然间你只能靠每天六法郎过日子,但是,你当然不敢承认这一点——你不得不假装活得和以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你编织出一堆谎言,一堆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你不再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衣店的女老板在街上遇见了你,追问你不再光顾的原因。你嘟囔着搪塞的理由,她认定你把衣服送到别的店里去了,从此一辈子痛恨你。香烟贩子也一直追问你怎么戒烟了。你想给别人回信,但信寄不出去,因为邮票太贵了。你还得吃饭——吃饭是难瞒骗的。每天到了吃饭时间,你就出门假装去一间饭馆用餐,却跑到卢森堡花园待了一个小时看鸽子,然后把食物藏在口袋里偷偷带回家。你吃的东西只能是面包和人造黄油,或面包和红酒。连吃什么东西都得受制于谎言。你只能买黑麦面包,而不是普通的面包,因为黑麦面包虽然贵一些,却是圆形的,可以藏在口袋里偷偷带进旅馆。这让你每天得多花一法郎。有时为了维持体面,你得花六毛钱喝个小酒,结果只能削减食物的开支。你的内衣开始发臭,而肥皂和剃须刀片都用完了。你的头发得剪了,你试着给自己理发,却剪出个难看的发型,还是不得不到理发店里去,将一天的伙食费都搭了上去。你整天都在撒谎,而这些谎言都很费钱。 你发现一天只花六法郎是很不靠谱的事情,总是会有一些小状况发生,让你没东西吃。你花了后八毛钱买了半升牛奶,就着煤油灯把牛奶烧开,这时一只臭虫顺着你的前臂往下爬,你用指甲弹开它,它却扑通一声掉进了牛奶里。你只能将牛奶倒掉,没得喝了。 你去面包店买一磅面包。店里的女孩正在给别的顾客切一磅面包,于是你等候着。那个女孩笨手笨脚的,切出来的面包不止一磅。“对不起,先生,”她说道:“我想您不介意多给两分钱吧?”面包卖一法郎一磅,而你就只有一法郎。你想到自己也可能得多给两分钱,而你只能承认自己给不起这点钱,于是你吓坏了,下次再去面包店的时候,你总得彷徨踌躇上好几个小时才敢进去。 你去蔬果店,花一法郎买一公斤土豆。但那堆硬币里有一个是比利时硬币,店员不肯要,你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店铺,再也没脸进去。 你误打误撞,走进了高尚住宅区,你看到一个有钱的朋友正走过来。为了躲开他,你走进近的一间咖啡厅。进了咖啡厅你就得要点东西,于是你花了后的五毛钱买了一杯黑咖啡,里面还有只死苍蝇。你可以列举出上百种这种小状况,它们就是拮据生活的一部分。 你尝到了饿肚子的滋味。你吃了点面包和人造黄油果腹,出去瞎逛,在商铺窗前流连。到处都有食物在羞辱你: 整头整头的死猪、一筐筐热乎乎的面包、一块块黄澄澄的牛油、一串串的香肠、堆积如山的土豆、大得像磨刀石的格鲁耶尔干酪。看到这些食物你不禁开始自怜自伤。你准备拿起一个面包然后逃跑,在他们抓住你之前就把面包囫囵吞掉。你打消了这个念头,纯粹是因为胆小怕事。 你发现贫穷还意味着无聊。当你无所事事而且饥肠辘辘时,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你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感觉就像波德莱尔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的诗歌里所描写的“年轻的行尸走肉”。只有食物能把你唤醒。你发现当你吃了一星期面包和人造黄油后整个人憔悴不堪,就剩下肚子和几件器官还在运转。 这——你可以继续描述下去,但基本上都是一个调调——这就是一天只有六法郎的生活。在巴黎有数以千计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穷困潦倒的画家和学生、招揽不到生意的妓女和各行各业的失业者。这里就像是贫穷的大本营。 就这样我挨了三个星期。那四十六法郎很快就花光了,我只能靠着教英语所挣的三十六法郎一周的薪水勉强度日。由于没有挨穷的经验,我花钱毫无节制,有时一整天都没钱买东西吃。这时我会卖掉几件衣服: 我用小包把衣物偷偷地带出旅馆,拿到圣·吉纳维芙大街一家二手衣服店。店主是个红头发的犹太人,性情特别暴躁,看到顾客上门就会气急败坏。看到他那副模样,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去他的店里搞破坏呢。他总是大声说道:“下流坯子!你怎么又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是施粥处啊?”而且他开价特别低。我花了二十五先令买的帽子,差不多是全新的,他只愿意花五法郎买下来,而一双好鞋也只值五法郎,衬衣则是一法郎一件。他希望和顾客以物易物,而不是掏钱把东西买下来。而且他经常耍花招,把根本没用的东西塞到人家手里,然后假装别人已经接受了交易。有一次我看到他从一个老妇人那里接过一件挺好的大衣,往她手里塞了两个白色的台球,然后还没等她提出抗议就把她推出店外。要不是有求于他,我恨不得一拳揍扁他的鼻子,那一定会是件赏心乐事。 这三个星期过得是相当的窝囊,而更糟糕的情形显然还在后头,因为我的房租很快就要到期了。但是,情况并没有我原先所预料的那么糟糕,因为当你沦为赤贫时,你将会有一样重大发现。你会发现贫穷意味着无聊,意味着得千方百计省钱,意味着开始挨饿。但你也发现,原来贫穷可以为你带来救赎: 你再也不用担心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你的钱越少,你的烦恼也就越少。当你有一百法郎的时候,你会担心这担心那。而当你只有三法郎时,你会满不在乎,因为三法郎可以让你活到明天,而你不会想到比明天更长远的未来。你很无聊,但你不会觉得害怕。你心里会想:“再过一两天我就得挨饿了——太可怕了,不是吗?”然后,你的思绪就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某种程度上,靠面包和人造黄油果腹也算得上是在服用安慰剂。 贫穷还带来另一种莫大的安慰。我相信每个身无分文的人都曾有过这种体验。那是一种释怀的感觉,几乎令人快乐,因为你知道自己终于沦落到真正落魄潦倒的地步了。你以前总是说自己会落魄潦倒——现在你真的是落魄潦倒了,而你完全可以接受。这让你少了许多烦恼。第四章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中断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觉得没精神继续上课,辞退了我。另一个学生没有通知一声就搬走了,还欠我十二法郎。我身上只剩三毛钱,没有半丝烟草。有一天半的时间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到后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把剩下的衣物塞进行李箱,拿到当铺里去。这让我充阔佬的伪装彻底暴露,因为要把衣服拿出旅馆,我得征求F太太的同意。我记得当我询问她的时候,她是那么惊讶——我居然没偷偷地把东西搬走。在我们这一区,趁夜搬家逃避房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是我第1次进法国的当铺。我穿过巍峨的石门(上面当然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甚至连警察局也写了这则标语),走进一间宽敞空旷的房间,看上去就像进了一间教室,里面有一个柜台和几张长凳,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着。一个人把要当的东西放上柜台,然后坐了下来。很快职员就会估算出物品的价值,然后喊道:“几号几号,五十法郎你当不当?”有时东西只值十五法郎,或十法郎,或五法郎——无论当价是多少,整个房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职员没好气地嚷道:“八十三号——过来!”然后吹了一声口哨,招了招手,似乎在叫一只狗过去。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老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件长大衣,领口也扣上了钮扣,裤脚都磨烂了。那个职员什么也没说就把包裹推过柜台——显然,那个包裹一文不值。它掉到了地上,散了开来,原来是四条羊毛男装长裤。大家都笑得乐不可支。可怜的八十三号收拾起裤子,蹒跚着走了出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我当的那些衣服,连同那个行李箱,花了我二十英镑,而且很新。我以为起码值个十英镑,或五英镑(进了当铺东西就只能当四分之一的价钱),也就是二百五十或三百法郎。我就在那儿等候着,以为起码能当个两百法郎。 后,那个职员叫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 “七十法郎?” 价值十英镑的衣物就只当了七十法郎!但争辩根本没有用。我刚才见到别人试图争辩,那个职员立刻拒绝典当。我拿着钱和当票走了出去。现在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我没别的衣服了——那件大衣的肘部快磨穿了,但还能当点钱,另外还有一件衬衣。后来我才得知下午去当铺的话比较好,因为那些职员都是法国人,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吃了午饭后脾气会好一些,但为时已晚了。 等我回到家,F太太正在小酒馆拖地。她走上台阶和我打招呼,从她的眼神我看得出她很担心我能不能交房租。 她问道:“你那些衣服当了多少钱?不是很多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回答。 “乖乖!”她惊讶地说道。“还不赖嘛。那些英国衣服一定很贵!” 我这个谎言省了我很多麻烦,奇怪的是,我居然一语中的。过了几天我真的收到了两百法郎,那是一篇新闻稿的稿费。虽然我很不情愿,但这笔钱我悉数交了房租。因此,虽然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几乎快饿死了,但起码不至于流离失所。 现在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是俄罗斯籍的服务员,名叫波里斯,或许他能帮得上忙。我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和他认识的,他左脚得了关节炎,正在接受治疗。他告诉过我,如果我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 关于波里斯我想说几句,因为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是我相识很久的老朋友。他大概三十五岁,块头很大,颇有军人作风,本来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但由于生病长期卧床,变得非常臃肿。和大多数俄国难民一样,他以前的生活堪称是一场冒险。他的父母原本都是有钱人,俄国爆发革命时被杀了,他参军打完了整场俄国内战,隶属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照他的说法,那是俄军里精锐的部队。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雷阿勒看门,后来还干了洗碗工,后晋升为侍者。生病前他在斯克里布酒店上班,一天光小费就有一百法郎。他的理想是当上主管,攒上五万法郎,在塞纳河右岸开一家小餐馆。 波里斯总是说那场战争是他人生中美好的时光。当兵打仗是他的志愿,他读了许多关于军事战略和军事历史的书籍,能告诉你拿破仑、库图佐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1745—1813),俄国名将,罗曼诺夫王朝陆军元帅,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以精妙的军事指挥挫败法军进攻。、克劳塞维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王国军事理论家,其著作《战争论》为西方军事理论名篇。、莫尔特克赫尔穆斯·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1800—1891),普鲁士王国陆军元帅,历任总参谋长之职三十年,师从克劳塞维茨。和福熙费迪南德·福熙(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名将,一战期间担任法军高指挥官。的所有军事理论。任何与军事有关的事情他都感兴趣。他喜欢去蒙帕纳斯那家丁香园咖啡厅,就因为外面有一座内伊元帅米歇尔·内伊(Michel Nay,1769—1815),拿破仑一世麾下爱将,于滑铁卢一役担任左军指挥,未能及时加入主战场而导致拿破仑覆败,被俘后处以枪决。的塑像。后来波里斯和我有时会结伴去商业街。如果我们乘地铁去,波里斯总是会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虽然商业街站要近一些。他喜欢康布罗纳将军皮埃尔·雅克·艾蒂安·康布罗纳(Pierre Jacques tienne Cambronne, 1770—1842),拿破仑一世麾下爱将,曾追随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后助拿破仑复辟百日王朝,于滑铁卢一役负伤被英军俘虏。,在滑铁卢战役中敌人向他劝降,他的回答却是:“呸!” 俄国革命留给波里斯的就只有他的军功勋章和几张兵团的老照片。他当掉了一切东西,单单保留了这些。几乎每天他都会把相片放在床上,然后谈论着里面的内容:“瞧,我的朋友,你看到了吗?我就在连队的前头。都是好男儿,是吧?可不像法国的那些瘦皮猴士兵。那时我二十岁,当了上尉——不赖吧?是的,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的上尉,我父亲曾经是个上校呢。 “啊,是的,我的朋友!这就是天意弄人!我原本是俄国军队的上尉,然后,嗖!革命爆发了——我落得身无分文。1916年的时候我还在爱德华七世酒店住了一个星期,而1920年我想在那儿当个看更的。我当过看更的、看酒窖的、扫地工、洗碗工、搬运工、厕所服务员。我以前给服务员小费,现在是服务员,等着人家给小费。 “啊,但我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像个绅士,我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不是在自夸,前几天我在算我这辈子有过多少个情人,我算出来的数字是二百多个。是的,起码两百个以上……啊,好嘛,女人总是会回来的。谁能坚持到后,谁就能夺取胜利!鼓起勇气来!”等等这些话。 波里斯的性情很古怪,喜怒无常。他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军队里,但他却当了那么久的服务员,一副点头哈腰的模样。虽然他攒下的积蓄从未超过几千法郎,却认为终有一天他能开一家自己的餐馆,变成有钱人。后来我发现,所有的服务员说话思考都是这副德性,这让他们安于当一个服务员。波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酒店工作的日子: “当服务员就像一场赌博,”他总是说。“你可能穷困潦倒而死,也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发财。你没有工资,挣钱全靠小费——账单的十分之一,还有香槟的酒塞,拿到卖酒的公司领提成。有些人给小费可阔绰咧。比方说,马克西姆酒店的酒吧招待员一天可以挣五百法郎。旺季的时候还不止五百法郎……我自己一天挣过两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正值旺季。所有的员工,从经理到小工,每天工作二十一个小时。工作二十一小时,只有两个半小时睡觉,连轴转干了一个月。不过挺值的,一天两百法郎呐。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时来运转。有一次我在皇朝酒店工作,一个美国客人吃晚饭前叫我过去,要了二十四杯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盛了整整二十四杯端了过去。‘来,伙计,’那个客人说道。‘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后如果你能走到门口,我就给你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一连六个晚上他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叫我喝十二杯鸡尾酒,然后给我一百法郎。几个月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罪名是盗用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佬其实蛮不错的吗?” 我喜欢波里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下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波里斯总是劝我去当个服务员。他总是说:“这种生活很适合你,等你上班了,一天挣一百法郎,找个漂亮小妞,多美啊。你说你要写书,别瞎扯了。靠写书挣钱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和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但如果你刮刮胡子,你会是个优秀的服务员。你个子够高,又会说英语——这两样是当服务员的首要条件。等我这条该死的腿好了,我的朋友,如果你想找工作就来找我吧。” 现在我没钱付房租,而且饥肠辘辘,我想起了波里斯的承诺,决定立刻找他帮忙。虽然他许下过承诺,但我可没想过那么容易就当上服务员,不过我会洗盘子,他应该可以帮我找到一份在厨房洗碗的工作。他曾说过夏天的时候要当洗碗工只要开口就行。能有这么一个朋友可以依靠,我心里觉得真是踏实。第五章 不久前波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街那里。他在信里只写道“近日子过得还行”,我猜想他已经回斯克里布酒店上班,挣一天一百法郎的小费去了。我满怀希望,觉得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傻,不去找波里斯帮忙。我似乎看到自己在一间舒适的餐馆里上班,一天可以吃五顿饱饭,厨师心情愉快地唱着情歌,把鸡蛋打进煎锅里。想到很快就能挣钱了,我甚至花了两个半法郎买了一包雄鸡牌香烟。 那天早上我走到白袍街的地址,惊讶地发现这里是一条破落的后巷,和我住的那条街差不了多少。波里斯住的是整条街肮脏的旅馆,黑漆漆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像泔水又像是汤汁——那是真空包装的牛肉清汤的味道,一包卖两毛五。我心里开始泛起疑虑: 喝真空包装的牛肉清汤的人都穷得没饭吃,波里斯真的每天挣一百法郎吗?老板坐在门房那里,一脸乖戾地告诉我:“是的,那个俄罗斯人在家——他住阁楼。”我走上六截狭窄蜿蜒的楼梯,每上一层楼,那股牛肉清汤的味道就越来越浓。我敲了敲波里斯的房门,但没有回应,于是我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这间房是阁楼,十英尺见方,只靠天窗采光,里面只有一张窄窄的铁架床、一张椅子和一个瘸了一条腿的洗手架。许多只臭虫排成一条S形的长队,缓缓地在床铺上方的墙壁爬行着。波里斯正躺在床上睡觉,身上没穿衣服,鼓胀的肚子把肮脏的被单撑起了一个小丘,胸口被臭虫咬得斑斑点点。我进去的时候他醒了,揉了揉眼睛,幽幽地惨叫一声。 “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他哀号着,“噢,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我的背啊!该死的,我觉得我的背折了!” “出什么事了?”我惊讶地问道。 “我的背折了,就是这样。我晚上一直在睡地板。噢,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你根本不能理解我的背是什么感觉!” “我亲爱的波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了,只是饿了——是的,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就快饿死了。除了睡地板之外,好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只靠一天两个法郎度日。太可怕了,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的朋友。” 再问波里斯是不是还在斯克里布酒店当服务员似乎是多余的问题。我连忙跑到楼下,买了一根面包。波里斯抓住那根面包不放,一口气吃了半根,感觉好了一些,在床上坐起身,告诉了我出了什么事。出院后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他花光了积蓄,当掉了所有东西,后饿了好几天肚子。他曾在奥斯特里茨大桥下的码头露宿,睡在几口空酒桶中间,挨了一个星期。过去半个月他一直和一个犹太人机械工住在这个房间里。听他说好像是(他解释得挺复杂的)那个犹太人欠波里斯三百法郎,让他睡房间的地板,每天给他两法郎伙食费,以这种方式还债。两法郎可以买一杯咖啡和三个蛋卷。那个犹太人早上七点钟上班,波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就在天窗底下,透风漏雨),爬到床上睡觉。就算在床上他也睡得不踏实,因为臭虫很多,但总比睡地板对他的背好一些。 我来找波里斯原本是想请他帮忙,结果他比我还惨,我觉得很失望。我告诉他我只剩下六十法郎,需要赶紧找一份工作。这时波里斯已经把剩下的半根面包也吃下去了,心情变得很愉快,话也多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老天爷啊,你担心些什么呢?六十法郎——哎呀,这可是一大笔钱哪!帮我把那只鞋拿过来,我的朋友。那些臭虫再敢过来我就打死它们。” “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一份工作呢?” “有没有机会?那是肯定的。事实上,我已经有工作了。在商业街有一间俄罗斯餐馆过几天就开张。我已经和老板谈好了,他会请我当主管。我可以帮你找份厨房里的工作,小事一桩。五百法郎一个月,包伙食——还能挣点小费,要是你运气好的话。” “那这段时间怎么办?很快我就得交房租了。” “噢,我们可以应付得来的。我办法多得是,很多人欠我钱,比方说吧——在巴黎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的债务就快到期了。你再想想,我有那么多情人!你知道吗?女人总是记得她的情郎——只要我开口,她们一定会帮忙的。而且,那个犹太人告诉我,他准备从他上班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个磁电机出来。他愿意付我们一天五法郎把那些磁电机弄干净,他好拿去卖。光做这个就足够维持生计了。别担心,我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挣钱更容易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找工作吧。” “等等,我的朋友。我们饿不死的,你担心什么呢?这只是暂时战况不利而已——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经历过很多次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持。记住福熙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到了中午波里斯才决定起床。现在他只剩下一件外套、一件衬衣、一个衣领和一条领带、一双快要磨破的鞋子和一双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他还有一件长大衣,准备在糟糕的时候典当的。他有一个行李箱,硬纸板做成的便宜货,大概就值二十法郎,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旅店的老板以为里面装满了衣物——没有这个行李箱的话他可能已经把波里斯赶出去了。其实里面装着那些军功勋章、相片、好几件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和几大摞情书。尽管沦落到这个地步,波里斯还是能打扮得很帅气。他没用肥皂,就用一把用了两个月的刮胡刀剃了胡须,打上领带,这样衬衣上的破洞就不会显露出来,还小心翼翼地往鞋底塞了些报纸。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个墨水瓶,把脚踝上袜子破了洞的地方涂黑。打扮完毕之后,你根本不会想到不久前他还在塞纳河桥底下露宿。 我们去了利沃里大街旁边的一间小咖啡厅。这地方很出名,是酒店经理和找工作的人见面的地方。咖啡厅后面有间阴暗的小房,就像一个洞穴一样,里面坐满了从事旅馆行业的工人——有年轻帅气的服务员,也有没那么帅气、看上去饿着肚子的服务员,有身材臃肿、脸色红润的厨师,也有浑身油腻腻的洗碗工,还有憔悴衰老的清洁女工。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杯黑咖啡,但没有人去动杯子。事实上,这个地方是职业介绍所,他们花钱买喝的,权当是付给咖啡厅老板的佣金。时不时,一个看上去似乎地位很显赫的矮胖子会走进来和吧员说几句话。显然,他就是餐厅老板。然后那个吧员走到咖啡厅后面叫其中一个人去面试,但他从来没有叫波里斯或我的名字。两个小时后我们就走了,因为买一杯咖啡只能坐两个小时,这是规矩。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里找工作的诀窍是贿赂那个吧员,但已经太晚了。要是你给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就能给你找份工作。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小时,希望经理会出来,但没有等到他。然后我们拖着步子来到商业街,却发现那间正在重新装修的餐馆已经关门了,老板也不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已经走了十四公里的路,累得不行,只能花一个半法郎坐地铁回家。波里斯拖着他那条瘸腿,走路对他来说是一场折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乐观情绪也渐渐变得消极颓唐。在意大利广场这一站我们出了地铁,他已经绝望了。他开始嚷嚷着“找工作根本没有用”这些话——我们走投无路了,只能去犯罪, “我们去抢劫吧,总比饿肚子强,我的朋友。我经常计划抢劫。找个胖胖的美国阔佬下手——就在蒙帕纳斯大街某个阴暗的角落下手——把鹅卵石装在一只袜子里——砰!搜光他口袋里的钱,然后跑掉。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很可行吗?我可不会退缩——记住,我可是当过兵的。” 后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很容易被认出来。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了面包和巧克力。波里斯狼吞虎咽地把自己那份吃完,然后立刻像变戏法一样恢复了精神。食物就像一杯鸡尾酒,很快就让他振奋起来。他拿出一支铅笔,开始列出那些或许能给我们谋份差事的人的名单。他说名单里有十几个人。 “明天我们应该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我的朋友。运气这东西谁也说不准。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有头脑的人——有头脑的人可不会饿死。 “人要有头脑才能成事!有头脑就能点石成金!我有个朋友,是个波兰人,一个真正的天才。你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的吗?他会买一个金戒指,然后当个十五法郎。然后——你知道的,那些当铺职员写当票时都很粗心——在那个职员所写的‘戒指’后面他加上了‘(钻石)’,然后在‘15’后面多加了三个零。真聪明,是吧?然后有了这张当票做担保,他就能借到一千法郎。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头脑……” 那天晚上波里斯充满了希望,谈起了我们如果去尼斯或比亚里茨当服务员会过上如何逍遥快乐的日子。我们住的是精致的房间,有闲钱包养情妇。他实在累得不行,没办法走三公里路回旅馆,就在我的房间打地铺睡觉,用大衣包着鞋子垫着当枕头。第六章 第二天我们还是没找到工作,直到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时来运转。我那两百法郎稿费让我暂时不用担心房租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糟糕透顶。我和波里斯日复一日地在巴黎转悠,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在人群中穿梭,饥肠辘辘,烦闷无聊,却一无所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横穿塞纳河达十一次之多。我们试过在服务场所门口流连几个小时,当经理出来的时候就把帽子拿在手中,谄媚地朝他走去。我们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 他们不想招瘸子和没有经验的新手。有一次我们差点就被聘用了。和那个经理说话的时候波里斯站得非常笔挺,没有用拐杖支撑着身子。那个经理没看出他是个瘸子,说道:“是的,我们的地窖需要两个帮手,你们俩可以试一试。进来吧。”然后,波里斯一走起路来就没戏了。经理说道:“啊,你是个瘸子,真是不幸——” 我们到中介机构那里登记了名字,看到广告就去应聘,但我们去哪儿都靠走路,行动很缓慢,似乎每一份工作都因为晚到了半个小时而失之交臂。有一次我们差点就得到一份清扫火车铁轨的工作,但后他们拒绝了我们,因为他们要请法国人。还有一次我们看到广告上招马戏团帮手,于是去应聘。你得帮忙摆凳子,打扫垃圾,还得参加表演,站在两个木桶上,让一头狮子从你双腿之间跳过去。我们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招聘处,发现已经有五十个人在排队等候。显然,与狮共舞还是很吸引人的。 有一次,我几个月前登记过的中介机构给我寄了一张小便条,告诉我一位意大利绅士想学英语。小便条上说“机不可失”,并承诺每小时的工资是二十法郎。波里斯和我已是穷途末路,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我不能去应聘,因为我不可能穿着我那件手肘开裂的大衣去中介处。然后我们想到我可以穿波里斯的大衣——但我的裤子与大衣不配衬,不过那条裤子是灰色的,隔着一段距离或许人家会以为那是法兰绒料子。他那件大衣太大了,我只能不扣钮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匆匆忙忙地出发,花了七毛五坐了趟巴士到中介机构那里去。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巴黎。 有一次波里斯建议我去雷阿勒,看能不能找份搬运工的工作。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我到了那儿,工作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我看到一个戴着礼帽的矮胖子正在指挥几个搬运工,走过去问他要不要雇人。在回答我之前他抓住我的右手,摸了摸我的掌心。 “你体格蛮强壮的嘛。”他说道。 “非常强壮。”我撒了谎。 “那好。搬那个筐子给我看看。” 那是一口大柳条筐,装满了土豆。我紧紧抱着筐子,发现自己别说搬不动,连挪动一下都做不到。那个戴礼帽的人看着我,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身走开了。我灰溜溜地离开,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回头望去,看到四个人把那口柳条筐搬上一辆货车。或许那口柳条筐得有三英担重1英担合50.8公斤。。那个人看得出我干不了体力活,于是以这种方式把我赶走。 有几次波里斯满怀希望,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邮票,给某一位前女友写信,向她要钱。只有一个人回了信。那个女人除了是他的前女友外,还欠了他两百法郎。当波里斯看到那封信,认出了上面的字迹时,心中一下子充满了希望。我们拿着那封信,就像小孩拿着偷来的糖果一样,冲到波里斯的房间阅读信件。波里斯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把它递给了我,信的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小冤家, 当我打开你的来信时,心中是多么快乐。它让我想起了我们完美无瑕的恋爱,还有你的双唇带给我的热吻。这些回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就像枯萎的鲜花留下的余香。 你向我追讨两百法郎,哎呀,我根本就没欠你钱!亲爱的,你无法明白当我听到你的窘境时心里有多么难受。但你能怎么办呢?生命是如此悲哀,灾祸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我的处境也十分艰难。我妹妹一直在生病,(哎,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多么可怜!)我们还亏欠医生的诊金。我们散尽了钱财,只能勉强度日,老实对你说,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 勇气,我的小冤家,永远不要丧失你的勇气!记住,日子不会永远这么艰难,现在看似可怕的困难迟早都会成为过去。 请放心,亲爱的,我会一直记得你。请接受一直爱着你的她真挚的拥抱。 你的伊温妮。” 这封信让波里斯非常失落。他径直躺倒在床上,一整天都不愿意去找工作。我那六十法郎撑了半个月。我不再假装去餐馆吃饭,我们总是躲在房间里吃东西,一个坐在床上,另一个坐在椅子上。波里斯通常掏个两法郎,我出三四法郎,买些面包、土豆、牛奶和奶酪,用我那盏汽油灯煮汤喝。我们有一口煎锅、一个咖啡碗和一把勺子。每天我们总会礼貌地谦让一番,决定谁用煎锅吃东西,谁用咖啡碗吃东西(那口煎锅装的东西多一些)。而每天波里斯总会先放弃谦让,用那口煎锅吃饭,让我心里很不爽。有时我们晚上吃面包,有时连面包也吃不到。我们的内衣臭烘烘的,我有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了。而波里斯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洗澡了。多亏了有烟味,我们才忍受得住自己的体臭。我们烟倒是有很多,因为不久前波里斯遇到一个当兵的(士兵们可以免费领烟),从他那儿买了二三十包烟,一包才五毛钱。 比起我来,这种生活对波里斯的折磨更大一些。老是走路和睡地板让他总是腰腿疼痛,他又是俄国人,胃口倍儿好,总是饿得慌,不过他看上去并没有消瘦。他的心情非常愉快,而且总是满怀希望,这让人实在很吃惊。他经常严肃地说自己有圣人庇佑,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会跑到阴沟那里,说那位守护圣人总是会丢个两法郎的硬币在那儿。一天,我们去了皇家大道附近一家俄国餐馆,准备去那里找工作。突然波里斯决定去玛德莲教堂,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支蜡烛,点着献给他的守护圣人。然后,他走出教堂,严肃地说他要确保万无一失,划了一根火柴,烧掉一张价值五毛钱的邮票,作为对神明的祭礼。或许是那些神明和那位圣人合不来,总之我们没有找到工作。 有时候波里斯会陷入绝望,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他会躺在床上呜咽痛哭,咒骂着那个同住的犹太人。近那个犹太人每天给两法郎时总是很别扭,而且还摆出一副大善人的嘴脸。波里斯说我是英国人,无法理解作为一个俄国人接受犹太人的恩惠时,内心有多么痛苦。 “犹太人,我的朋友,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人!他甚至不以此为羞。一想到我是俄国军队的上尉——我告诉过你的,我的朋友,我是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的上尉,是吧?是的,上尉,我父亲是一名上校,而现在我沦落到靠犹太人收留的地步。一个犹太人…… “我告诉你吧,犹太人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一次打仗的时候,那时是年初,我们行军来到一个村庄那里扎营过夜。一个又老又丑的犹太人,蓄着红色的胡须,就像加略人犹大即《圣经》中出卖耶稣的门徒。,偷偷摸摸地走进我的营房。我问他想干吗。他说:‘这位官爷,我给您带了个小妞过来,才十七岁,貌美如花。您出个五十法郎就行。’‘谢了,’我说道。‘你把她带到别处去吧。我可不想得病。’‘得病!’那个犹太人叫嚷起来,‘才没有呢,这位官爷,这个您不必担心。她可是我的亲女儿!’犹太人就是这副德性。 “我告诉过你吗,我的朋友,俄国士兵认为朝犹太人吐口水是不好的行为。是的,我们认为堂堂俄国军官朝犹太人吐口水未免太便宜他们了……”诸如此类的话。 这些天来波里斯总是说自己不舒服,不愿出去找工作。他会盖着那张灰不溜秋的脏被单睡到傍晚,抽着香烟,读着旧报纸。有时我们会下下象棋。我们没有棋盘,但我们在纸上写下棋步。后来我们自己用一块硬纸板做了棋盘,拿钮扣和比利时硬币等小东西当棋子。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波里斯特别喜欢下象棋。他说下象棋的规矩就像爱情与战争的规矩一样,如果你能下好象棋,你就能搞定爱情与战争。但他还说,如果你有了一副棋盘,你就不会在意挨饿——这句话当然可不适用于我。第七章 我的钱越来越少——只剩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两毛五。两毛五根本没有用途,因为只够买一份报纸。我们啃了几天干面包,然后,有两天半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东西吃。饿肚子非常难受。有人进行节食疗法,饿三个星期肚子,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说第四天之后节食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从未饿肚子超过三天。或许,自愿节食和被迫饿肚子是两码事。 第1天我实在是懒洋洋的,不想去找工作,于是借了一根钓鱼竿去塞纳河钓鱼,拿青蝇作饵,本想钓几条鱼做顿饭吃,但是一无所获。塞纳河里有很多鲮鱼,但自从巴黎一战遭围城后它们就学精了,除了用网捕捞之外别想能抓到它们。第二天我想过当掉我的长大衣,但走到当铺实在太远了,一整天我就躺在床上,读着《神探福尔摩斯回忆录》。这就是没有东西吃的下场,饥饿会使得一个人变得浑身乏力、头脑迷糊,就像得了流感一样,似乎整个人变成了一摊水母,又似乎全身的血都被放干,取而代之的是红药水。对于饥饿,我深刻的记忆就是整个人完全迟钝了,而且我老是会呕白沫,而且那些唾沫特别白皙黏稠,就像杜鹃鸟的口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任何人只要饿上几天就会有所体会。 到了第三天早上,我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自己得马上做点什么事情,我决定去找波里斯,让他把那每天两法郎的伙食费匀给我一点儿,就一两天。我到了他家,看到波里斯怒不可遏地躺在床上。我一进屋他就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他拿走了,那个卑劣的贼东西!他拿走了!” “谁拿走了什么?”我问道。 “那个犹太人!把我那两个法郎拿走了,那个狗一样的贼东西!趁我睡觉的时候洗劫了我!” 原来,昨天晚上那个犹太人拒绝付每天两法郎的欠款。两人争吵不休,后那个犹太人同意给钱,也真的掏钱了,波里斯说,态度非常嚣张,说他是慷慨的善人,要波里斯对他感恩戴德。然后,清晨的时候趁波里斯还没有醒,他把钱偷了回去。 这可真是个打击。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我还以为今天可以有饭吃了,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不该有这样的奢望。不过,令我吃惊的是,波里斯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在床上坐起身,点着了烟斗,思索着当下的处境。 “听我说,我的朋友,现在算是穷途末路了。我们俩就只剩两毛五,我想那个犹太人不会再每天还我两法郎了。我受不了他那副德性。你相信吗,前几天他居然带了一个女人来这里过夜,我就在地板那头睡觉。这个下流坯子!我还有件更糟糕的事情要告诉你。那个犹太人想搬出去。他欠了一星期的房租,不想付这笔钱,想把账赖在我的头上。如果那个犹太人趁夜搬走的话,那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老板会拿走我的行李箱充当房租的。我真想操他一顿!我们得想想办法。” “好的。但我们能怎么办?我觉得,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买点吃的东西。” “就这么办。但我得先把我的东西弄出去,要是我那些相片落在别人手里,那可怎么办哪!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准备先下手为强,自己先趁夜开溜。拔寨而去——就是撤退啦,你懂的。我想这才是明智之举,是吧?” “但亲爱的波里斯,大白天的你怎么开溜呢?你会被逮到的。” “嗯,这当然需要策略。这儿的老板监视着那些拖欠房租的住客。他以前就被人摆过一道。他和他老婆一整天轮流守在登记台那里——这些法国人都是吝啬鬼!但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办了,有你的帮忙准行。” 我不是很想帮他,但还是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仔细地解释道: “听好了,我们先得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你先回你的房间,穿上你的大衣,然后回这儿来拿我的大衣,藏在你的大衣下面偷偷带出旅馆,拿到弗朗克斯·布尔乔亚大街那家当铺。运气好的话,这两件大衣可以当个二十法郎。然后你到塞纳河边,捡些石头放在口袋里,带回来,把它们放进我的行李箱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用一份报纸把能包的东西都包起来,然后下楼问老板到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当然会装出轻松自若的样子,你懂的。老板会以为报纸里装的只是些脏内衣罢了。要是他真的起了疑心——他总是怀疑这怀疑那的,那个下流坯子——他会进我的房间掂一掂行李箱的重量。那些石头会让他以为行李箱还是满满的。这就是策略,懂吗?然后我再回来,把其他东西藏在口袋里带走。” “但那个行李箱怎么办?” “噢,那个箱子?我们只能不要它了。那东西只花了我二十法郎。而且,撤退总是意味着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1812年11月26日—29日,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为保证军事转移顺利实现,法军抛弃了大部分辎重,强渡别列津纳河成功,避免了被俄军围歼的命运。是怎么做的!整支军队他都放弃了。” 波里斯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他称之为“兵者,诡道也”),几乎忘记了自己正在挨饿。至于这个策略的不良后果——搬出去之后他就没地方睡觉了——他完全置之度外。 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策略进行得很顺利。我回家拿了大衣(这一趟路几乎有九公里远,而我还没吃东西),成功地将波里斯的大衣偷运了出去。但接着出了点小岔子。当铺里的店员是个一脸阴沉婆婆妈妈的小个子——典型的法国人——不愿意接收这两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包装。他说这两件衣服要么得放在旅行袋里,要么得放在纸板箱里。这让整个计划都泡汤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用来包装大衣的东西,而且我们俩只有两毛五,连现买一个都不行。 我回去告诉波里斯这个坏消息。他沉吟着:“该死的!这下可麻烦了。嗯,不要紧,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可以把两件大衣放在我的行李箱里。” “但我们怎么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把箱子带走?他就坐在登记处的门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绝望呢,我的朋友!书里面不是说英国人都有一股子蛮劲吗?鼓起勇气!我们能搞定的。” 波里斯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麻烦的事情是如何把老板的注意力引开,五秒钟就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行李箱偷偷运走。碰巧的是,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运动,如果你找他聊运动,他就会说个不停。波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报》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勘查了楼梯的情况,走到楼下和老板攀谈。我就在楼梯的上方等候着,一只胳膊夹着两件大衣,另一只胳膊夹着那个行李箱。如果波里斯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咳嗽一声。我等候着暗号,身子颤个不停,因为老板的妻子随时可能会从门对面的登记处出来,那可就完蛋了。不过,过了没多久波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立刻穿过登记处,溜到大街上,庆幸自己的鞋子刚才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要是波里斯个头小一些的话计划或许就失败了,他那副大块头挡住了登记处的过道。他胆子真的很大,一直有说有笑神情自若,而且说话声那么大,掩盖了我的脚步声。等我走开后,他跟我在街角会合,然后匆忙离开。 经过这番周折,那间当铺的店员又一次拒绝接收两件大衣。他说(你可以看到,法国人就是这副德性,喜欢吹毛求疵)我没有单据作为证明,光靠身份证是不够的,我必须出示护照或印有地址的信封。波里斯倒是有很多印有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为了逃税他从来不去更新身份证),因此我们不能用他的名义把大衣当掉。我们只能先回我的房间,找到必要的身份证明,然后再把大衣拿到皇家港口大街的当铺。 我让波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到了那儿我发现当铺的门关着,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门。现在才一点半,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路,六十个小时没吃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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