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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圳四十年》斯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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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圳四十年》斯培森

基本信息

书名:《我们深圳四十年》
作者: 斯培森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8年8月1日)
页数:288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ISBN:9787214219497
ASIN:B07FSWS4FQ

编辑推荐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间,深圳在各个方面都赢得了远近闻名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最罕见奇迹。斯培森著的这本《我们深圳四十年》以深圳市民的视角,回顾和分享近40年围绕深圳的大小事件,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以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再现改革开放对深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斯培森,生于1974年,生于浙江诸暨名望之族.成长在深圳的经济浪潮中。

他曾在“全城”之中,历任银行、证券公司中高层,亲身体味改革开放激荡年代。而立之年,一切归零,以全新视角体验人生。

目录

第一章好歌献给你1979
第二章上海滩1980
第三章东方之珠1981
第四章我是中国人1982
第五章迟来的春天1983
第六章摘星1984
第七章顺流逆流1985
第八章几许风雨1986
第九章千亿个夜晚1987
第十章大约在冬季1988
第十一章真的爱你1989
第十二章相逢何必曾相识1990
第十三章一起走过的日子1991
第十四章潇洒走一回1992
第十五章海阔天空1993
第十六章祝福1994
第十七章执着1995
第十八章为你1996
第十九章从头再来1997
第二十章相约九八1998
第二十一章希望1999
第二十二章再见二十世纪2000
第二十三章冲出你的窗口2001
第二十四章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
第二十五章一江水2003
第二十六章四舍五入2004
第二十七章童话2005
第二十八章隐形的翅膀2006
第二十九章长安长安2007
第三十章北京欢迎你2008
第三十一章启程2009
第三十二章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2010
第三十三章伤不起2011
第三十四章最炫民族风2012-2016
第三十五章不忘初心2017-2018

经典语录及文摘

如果谁要写一本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的书,那么读者将发现,深圳占据了开头的大部分篇幅,如果顺着页码向后翻,也许难以找到有关深圳的字眼,这是因为改革的巨轮已从沿海驶向了内地,而深圳应能领会得到,这便是对“排头兵”最佳的褒奖。当中国改革从浅滩驶入深水区,深圳没有卸下戎装,而是护卫在母舰的侧翼,朝着她既定的航向乘风破浪。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标志,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
1979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同年3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深圳市,由此。1979年也就成了深圳元年。
两个元年的重叠是时间上的巧合吗?如果不是,又可否将深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呢?
从国家认可来看,毛泽东主席把“共和国长子”称号授予了哈尔滨,而深圳,仅为国务院批准的四个出口特区之一。
从上缴税收来看,对中央贡献最大的城市是上海。
从法律地位来看,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前,深圳立法权只在占全市面积不到六分之一的经济特区范围内生效。
对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关系的形容,还是窗口和试验田比较贴切。
试验田这个比方出自邓小平同志:“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系统全面的社会变革,作为全新的事业,应当在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试验就得选择更多的样本,尝试更多的环境,其试验田当然就不会只有深圳了。经过五年的探索,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到1990年,在众多的试验田当中,深圳获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兵的称号,这一称号与邓小平赋予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战略使命交相辉映。
深圳市委老领导曾回忆,赴任前夕中央领导叮嘱道: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这条“新路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和计划经济一样,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在当时,市场经济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深圳在搞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没有理论上的支撑,换句话说,深圳是在“触雷”。与其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不如说深圳是改革家们为寻找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所设下的一队尖兵。只有阐明了这个定位,才能理解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全面开放之时,在深圳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初阶段的使命已告实现,举国凯歌高奏之际,深圳所特有的迷惘与《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神伤。深圳初期的使命与定位,是前言要阐述的第一个观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带出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改变?
共和国成立之初,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并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来组织实施,这个战略计划有别于今天的报纸电视时常提及的产业规划或产业发展战略,其优先发展不是在均衡前提下对个别产业、个别行业有所侧重,而是要倾举国之力完成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及694个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对照当时中国工业萎缩、农业凋敝、物资奇缺的资源状况,要确保这些项目的上马和实现,就得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和牺牲。
这种对于尽快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迫切心情,既来自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取向。近代大国崛起首先是重工业崛起,先强兵再富国,这是对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民国以面粉加工、绵纺织业和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为主的民族经济片面发展教训的总结,落后就要挨打,优先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应该说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而计划·经济正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配套的经济制度。若以中国重工业发展效率来衡量,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年,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协商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事宜,次年(1972)春天,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宣告两国关系跨越“冷战”走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本书正文部分以编年的体例叙述国家层面与深圳息息相关的改革进程、本人家庭的变迁,以及深圳本地所发生的大事。本书记事时间始于深圳设市的1979年,截止到2018年初。2011年以前每年独立为一章节,2012至2016年,由于间隔太近合为一章,2017年至2018年初作为一章兼全书总括,共35章。考虑到在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改革开放初期,公众对文艺作品及其所反映的全新生活方式向往之强烈,即可想见这类新鲜作品对内地流行观念的形成和变迁影响之深远,而香港作为当时中国西风东渐的主要窗口,经过香港吸收转化后制作的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无疑更能符合内地居民的审美偏好和精神追求,其对深圳及内地公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之深,也不言自明。本书尝试将当年度流行歌曲的名字作为章节名,并攫取其歌词中较能反映和贴近当年流行观念及社会现象的段落,作为每一章的开篇,本书上半部分主要选用香港年度流行歌曲,直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地精神文化产品的日益繁荣,这种香港流行文化在深圳民间的主导地位得以改观后,选取范围才扩大到全国。
在深圳市设立的头几年,记录其创业历程的政务史料、小说剧作不敢说汗牛充栋,起码也是高度等身,无须本书重拾牙慧,其时深圳的城市建设才刚刚起步,并未形成今天这样庞大的市民群体,社会、民生方面的大事不多;而靠近2017年的几年,由于事件发生时间过去不久,加之网络的全面推广,其本末多为公众所耳熟能详,本书也不准备展开赘言,而仅就本市居民身份补充一些细节和观感,这样就使得本书对深圳的记述会出现前后短、中间长的篇幅特点。
本书不是社会学城市调查,深圳的改革开放道路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之所以要在这本文学作品的前言里对深圳的经济、社会进行一番颇为严肃的评述,是因为深圳所处身的时代、所担当的任务、所经历的曲折都甚为特殊,先行者的特殊或许能成为后来者的普遍,若不耗费文字把这些因果交代清楚,仅以虚拟的或笼统的背景,展开翩翩的遐想和抒情的记事,无疑是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
改革家王安石赞叹: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飞来峰上有座宝塔,它的高度令人仰止。
雄鸡啼晓的时候,在塔上就能俯瞰日出。
若不想被浮云,遮蔽你眺望远方的视线。
就继续攀登吧,去到最高的那一层!
2017年10月16日于深圳龙岗家中

我叫斯培森,在全国姓氏里“斯”是小姓,因此常被人问及是不是外国人,实际上斯姓只是鲜有名人,2006年以前,浙江诸暨还有斯宅乡建制,“斯”在当地算是大姓。“培”是斯氏族谱里录定的字,是在世斯姓族群中较高的辈分。“森”是因为哥哥、姐姐的名字里都带木字旁,父母希望我们三人长大后能够团结。
1980年,我6岁,童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度过,父母都是知识青年。
我这一代人,如果上一辈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兄弟姐妹较多的,往往要经历颠沛流离、聚少离多的童年生活。
我的祖上是浙江乡野的农夫。
到了高曾祖父的时候,由于族长的意识,始得以进学,有了最基本的功名。
高祖父开始步入省城,最后做到大药材商黄楚九的账房主事。
曾祖父很早过世,祖父由高祖抚养成人,在武汉上了新学堂,毕业后东渡,入读早稻田大学修金融和考古,1936年抗战前夕学成归国,在上海金城银行任高管,主要从事对日经济情报分析工作,其研究著作多已散佚,目前留传下来的仅有《中日的货币战》《战时日本经济之客观的分析》《冻结日本资金各国对日贸易的分析》等寥寥数篇。我的上一本书《金城往事》,便是以祖父经历为蓝本,讲述鲜为人知的中国金融卫国战争的往事。
我的祖母出生于武汉,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回国后在家相夫教子,与祖父一共生育了六子二女。
作为官家小姐,祖母给我的印象是威严多于亲情,而我又是个极其调皮的孩子,难得一次见面也是想方设法躲远了去,所以终究没有对她留下什么具体生动的记忆,只是从母亲的口中,知道祖母对她几近无情。在母亲生我不久,还没有足月,就被她赶出了家,身无分文,抱着我在街头流落。幸而遇到一位好心人,赠予母亲十块钱路费,才使得我们能够到外婆家里落脚。在我人格形成中,这段母亲口述的经历影响很大,勿以善小而不为,也成为我后来一直抱持的信念。
上海解放后,为稳定经济金融局面,陈毅市长特聘祖父为上海金融研究所专员,到1958年祖父受到不公平对待,被关押了二十年,期间几个子女陆续工作,祖母没有稳定收入,依靠变卖不多的家当,还有子女从月俸中省下的钱补贴开销,既要给关押在江西的祖父邮寄衣食,还要把父亲和小姑妈抚养成人,日子过得相当艰难。1978年,祖父平反回家,不久她就病逝了。
祖父平反那一年,我跟随父亲到上海过春节,我眼中的祖父,精神头很健旺,行动敏捷、步伐飞快,丝毫没有垂垂老矣的样子。他对过去的遭遇几乎绝口不提,看到我这个最小的孙子显得格外高兴,愿意与我分享其乐事,眉开眼笑的样子。每天还能临帖百字,读线装书数篇,坚持不辍。
我的父亲生于1945年,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成分原因,不能报考大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学,在前往黄山插队时,由于担心自己的知识会在长期务农的过程中遗忘,也是担心我们子女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就把自己所能记得的一切知识都用纸笔默写下来,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在带着三个子女,没有良好复习条件的情况下,依靠这些默写下来的中文、历史、外语知识,以高中学历直接通过了研究生考试,成了安徽池州地区的文科状元。
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城市户口和生计,他又放弃了学业,换回上海某国家级辞书项目编纂处一份正式工作,把全家人带回了上海,我们一家五口得以团聚。1980年9月,我入读小学一年级,相比班上不少独自率先回城的知青子女,已经感到格外的幸福,整个家庭洋溢着团聚的喜悦,加上广播电视里源源不断地播放挥洒汗水、投身四化的感人事迹,社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红火景象。1985年,父亲南下深圳,执教到退休,是深圳早期为数不多的正教授,也是全国范围的教授中屈指可数的高中生、研究生肄业生。
回顾我的家史,从少年时就有很清醒的意识,三五代之积,方成一代之器;而一代之不肖,则断君子之泽。如果每一代人,都把代继的优势视为一己放纵挥霍的资本,好逸恶劳、任性妄为,那么遗传给后代的就只有负资产了。不是每一代人都能享受到积累的成果,代继者的宿命往往是铺路砖,我应当效法祖辈,尽力辅助我的后代,不仅成为好子女,更重要的是成为好夫妇、好父母、好祖父母。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视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在民间记载中,深圳特区于其方生之时就经历了一场“风波”。
“圳”字在《新华字典》里译为“田间水沟”,深圳,大可以理解为深水沟,特区设立后的第一次争论便与它息息相关。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测,特区规划方案基本成型,取北依梧桐山、塘朗山脉,南面濒海与深圳河之间相对平坦连片区域作为疆界,相当于现在的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四个区所在位置,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约110平方公里。
邓小平在筹建特区时就明确表态:“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110平方公里,即使先作局部开发,“五通一平”每平方米造价也需要将近100元,先开发哪里?钱又从哪里来?
7月27日,一场瓢泼大雨突然来袭,不到两个小时,罗湖一带已成泽国。根据记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
在过膝大水中现场指挥救灾的市领导醒悟到,欲治深圳必先治水。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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