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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切斯的孩子们》奥斯卡·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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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切斯的孩子们》奥斯卡·刘易斯

基本信息

书名:《桑切斯的孩子们》
丛书名: 大学译丛
作者: 奥斯卡·刘易斯
李雪顺(译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4年7月1日)
页数:567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32763344,753276334X
ASIN:B00KSAZBRO
版权:上海译文

编辑推荐

拉美,城市化,农民进城。
玛格丽特·米德、路易斯·布努埃尔、菲尔德·卡斯特罗、张爱玲推荐!
“革命性的”当代人类学经典,《时代周刊》“近十年图书”,引发“墨西哥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共辩论”!

名人评书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刘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张爱玲

媒体书评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刘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张爱玲

作者简介

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1914-1970),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除了《桑切斯的孩子们》之外,他关于墨西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作品还有《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生活》、《五个家庭》等。他的作品《生涯:一个贫穷文化中的波多黎各家庭》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目录

玛格丽特·米德评《桑切斯的孩子们》
前言
致谢
导言
开篇
赫苏斯·桑切斯
第一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第二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第三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尾声
赫苏斯·桑切斯
后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前言

从1961年首印以来,广大读者始终认为《桑切斯的孩子们》在深情而直白地讲述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路易斯·布努埃尔说,制作出如此忠实于这部原著的电影将是他职业的“顶峰”;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奥斯卡·刘易斯“做了一件精彩而意义独特的事情,该书主题集中,充满同情心,以至于大家竟不知道该如何将它归类。”《时代周刊》把它列入“十年最佳图书榜单”。它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而且一直在不断重印。
《桑切斯的孩子们》发端于1956年一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项目,即农村移民流向墨西哥城的后续研究。在调查其居民区的几个月中,奥斯卡跟桑切斯一家人不断地见面,他因而明白自己遇见的这些人不光有勇气,也有观察和描述能力,能以他人少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桑切斯一家首次出场是在《五个家庭》(1959年)中,这是根据对卡萨-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两个居民区的研究结果写成的三本著作中的第一本。当时,奥斯卡·刘易斯以及兼具他妻子和主要合作者身份的露丝·马斯洛·刘易斯,对数个家庭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正在写一本“介于小说和人类学报告之间”的著作,以呈现来自大规模田野考察的一系列数据。《五个家庭》将家庭观察中得到的对话录音进行杂合,勾勒了各自家庭一天的生活场景。而他们的用意是在《五个家庭》之后,通过每一个家庭各自的讲述,开展一系列全面的研究工作。
《桑切斯的孩子们》是其中的第一项,也是刘易斯第一次尝试直接交替采用家庭成员对自己故事的叙述,而不加任何评论。刘易斯称之为“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realism),甚至考虑过直接呈现第一人称的叙述,一个字的介绍也不使用。不过他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科学的作品读起来像文学的话,读者可能会满足于其中的故事,因此忽略更重要的东西。于是,他就背景材料写了一个导言,阐述了他在《五个家庭》中首次提出的“贫穷文化”的概念。
《桑切斯的孩子们》出版后,大多数读者关注的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正是刘易斯所期待的而不是其中诸多的社会学概念。迈克尔·哈灵顿在1962年出版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之后,一场关于贫穷文化的争论方才开始。在书中,哈灵顿在缺乏归因说明的情况下,将刘易斯的贫穷文化理论用来解释美国的贫困现象,这样的事情刘易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但哈灵顿跟刘易斯同属左派,他看到了其中对于自己的事业,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好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刘易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阶层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并维持了贫穷社区的边缘化状态。正是因为哈灵顿的这本著作,以及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反贫困战争”中的顾问身份,“贫穷文化”这一概念才得以成为政策辩论的话题。但这个词也具有简洁明了的效用,使之很快就脱离了刘易斯那过于简单的诠释,即把贫穷文化和贫困的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刘易斯使用了人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词汇,因而很容易把有关贫穷的各种原因和结果的争论简化为从文化这个从属的角度来阐释边缘化社区的贫困状态。很快,这个词所具有的伸缩性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都大有裨益。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长期持续,直到现在。
尽管《桑切斯的孩子们》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有关贫穷文化的种种争议,但早期的评论文章却集中在这本书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刘易斯,又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桑切斯这个问题上。这源于大多数评论家共有的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全书仅仅是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的一次次采访,刘易斯不过是根据他认为的叙事流进行了一些编辑而已。哈德威克是这一观点的极端版本,把刘易斯的角色描述成“一个电影导演,用一些形象和场景,赋予现实流以形式和意义,从而制作成一部连贯的戏剧”。有些读者因此把本书当成虚构作品来阅读。这也由此成为另外两种批评声音的源头,一种认为刘易斯根据个人需要对受访者的话语进行了剪辑,另一种认为他未加评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每一个句子。
出版《桑切斯的孩子们》的时候,刘易斯已经是一位实至名归的田野考察工作者,专事社区研究。在他有生的最后十年间,在他开始就毕生精力著书立说的时候,他总是寻求在家庭的背景下展示个体,在社区的背景下展示家庭,在国家的背景下展示社区。因此,在本书编辑和成型的过程中,除了录音采访之外,还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可用。在讲述桑切斯家庭成员故事的过程中,可以用作背景材料的有他们的性格和心理评估报告、对邻居、配偶和孩子的采访、社区调查数据,当然还有刘易斯本人经过多年的亲历接触和信件来往对这个家庭建立起来的深度了解。
刘易斯是个声名卓著,而又充满同情心的采访者。跟他在特坡兹特兰、波多黎各和古巴所做的大型研究项目不同,他在桑切斯研究项目中所需要的采访大都由他本人亲自完成。不过,他很少编辑采访录音文字材料或白天的研究数据。这都是露丝·刘易斯的事儿(刘易斯在致谢中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夫妇俩会就每一个故事的最终版本共同商定,这样基础性的分工一直持续到刘易斯离开人世。
《桑切斯的孩子们》的确给有些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谁都可以用一部卡式录音机做出一部有着相似分量和可读性的作品来。然而,卡式录音机仅仅是制作出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工具。除了通过经年累月的研究来确定故事的场景和背景,以及露丝·刘易斯那样高度的编辑技巧,你还得有桑切斯一家那样善于言辞的受访者,兼具个性和魅力。
这家人以第一人称所做的活灵活现的表白,也使有些评论家认为,在讲述贫穷和家庭生活的过程中过于直白和细节化。这在墨西哥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保守的评论家受了民族情绪(或者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本书的其他捍卫者所认为的排外情绪)的驱使,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感到十分震怒,仿佛那是一件精心守护的国家机密。1964年,由政府资助的文化经济基金会首次出版了西班牙语版本,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协会要求墨西哥总检察长就刘易斯侮辱和诽谤墨西哥人民和墨西哥政府提起刑事诉讼。刘易斯被说成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赫苏斯·桑切斯关于由各大党派操控的联合会一无是处的描述,以及关于政府官员是拿工资的毒品贩子的描述,通通被看成是外国人“硬灌进他嘴里”的一些言论。
本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整整五个月的辩论,《伦敦时报》称之为“墨西哥史上曾发生过的公共知识分子间最激烈的辩论之一”。无论圆桌辩论会上、电视节目上,还是报刊文章上,评论家和支持者就本书的优点和政府的审查制度进行了辩论。其中一个反对审查制度的人问道,研究贫穷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了“颠覆学科”。另一些则想搞清楚,如果一个外国人因为描述墨西哥的贫穷而惹恼整个国家,为什么早些年在基金会出版《五个家庭》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谁去吱过一声。由于总检察长悬而未决,本书被暂时停止销售,黑市上的售价达到了原价的三四倍。与此同时,桑切斯一家成了“墨西哥最有名气的家庭”,这本书也成了畅销书。
1965年4月,墨西哥总检察长做出决议,本书冒犯公共伦理或威胁公共秩序的可能性“十分细微”,强加诉讼会比允许发行给“自由和法律”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一决议同时为出生于阿根廷并担任基金会长达十七年且备受尊敬的主任一职的阿纳尔多·奥菲拉·莱纳尔作出了澄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被迫离职,基金会被迫放弃出版权(最近,基金会重新获得《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的西班牙语出版权,可以再度出版刘易斯的著作。)。
几无疑问,穷苦人家所具有的能力和愿望,使他们可以向外国人描述自己的生活状况,向政府和政客们表达他们的愤懑,这才是令那些力图压制本书的墨西哥人感到郁闷的地方。我们不能单纯地承认讲这些话的不是刘易斯本人。1963年,在接受墨西哥《永远》杂志采访时,刘易斯将本书的文学性完全归功于桑切斯一家人的好口才。“要是能写出《桑切斯的孩子们》这样好的书,我就不会做人类学家了……不过,首先,其次,再其次,我都是个人类学家。我只是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实话。然而,要不是他从桑切斯一家的谈话中发现潜在价值的能力,收集和编辑资料的艰辛付出,以及他充满悲悯却永不退缩的敏锐令本书最终成型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还有桑切斯这样一家人。
在众多的副标题中,刘易斯夫妇最终选择的“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也许是最精确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本书既由一个不平凡的家庭讲述,也完全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既讲述它的历史、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也讲述他们充满活力的相互关系。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既看到他们的人性和复杂,同时也不要错失被哈德威克称之为本书“主角”的东西,即笼罩着这个家庭每一个阶段的“贫穷”二字。

1987年1月5日,早晨六点,家住墨西哥城的赫苏斯‘桑切斯乘坐地铁前往他干了六十一年的工作岗位。他三十多年前在一个破落地段购买的那一块贫瘠的盐碱地,如今已经被厂房和高楼大厦围在了中间,不远处就是一条宽阔的交通要道,路上的车辆十分拥挤。去车站的路上,赫苏斯所要穿过的马路原来根本没有红绿灯、人行横道,甚至没有中间分隔线。曼努埃尔一直苦劝他的父亲尽早退休,终于说服他每个星期只上两天的班。他说自己老要提醒父亲注意那条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那天早晨,赫苏斯刚一跨下路沿,一辆汽车把他撞倒之后扬长而去。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人行道上的他,叫来了他的家人,拨打了急救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的赫苏斯死在了医院。他当时八十二岁,是十五个孩子的父亲,三十六个孩子的祖父或外祖父,至少四十三个孩子的曾祖父。
在他那长大成人的子嗣中,四个孩子为本书作出了贡献。曼努埃尔长期跟着他的妻子玛利亚,他们的孩子在卡萨一格兰德那套房子里一直居住到前一年。1985年那一场地震形成持续性的结构性破坏,夺去了两万多人的性命,让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之后,卡萨一格兰德作为遭受严重破坏的居民区,被政府列入了震后城市重建项目。卡萨一格兰德的居民们——其中就有曼努埃尔的家人——被安置在临时性的住房内,直至置换性的住房建设完工。
二十多年前,罗伯托跟安德烈娅结了婚,然后便从卡萨一格兰德搬出去,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就在中心城区的边上,有好几个房间,地块属于他的妻子和妻妹。数年来,他们通上了电,浇筑了地板,还做了一间时髦的浴室。因为政府征收部分财产用于拓宽街道,他们得到了一些补偿款,他们用这笔钱建了一套房子用于出租。
康素爱萝和玛塔两姐妹也早已搬离了卡萨一格兰德。玛塔去了阿卡普尔科。跟巴尔塔萨分手之后,她又找了个伴儿。她一直独自抚养着十一个孩子,所需的开支大多靠她上街摆摊,父亲的帮扶也不可小觑。年长的几个孩子陆陆续续工作之后,他们出钱帮玛塔修了一套房子。她已经笃信宗教,当上了福音派教徒。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远大理想,但她一直为了孩子们的发展而辛勤劳动。刚从墨西哥城跟父亲和哥哥共度完圣诞节归来,她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她马上坐上汽车,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四个孩子中,康素爱萝居无定所。本书写完之后,她抽空担任刘易斯的田野调查助手,陪着他先后去过特坡兹特兰(她在此变成了安息日耶稣再临论者)和波多黎各。她于1966年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后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婚后,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新拉雷多,并在一家图书馆做}临时工。她是唯一没有出席赫苏斯葬礼的孩子,因为葬礼在他去世一天之后举行,即便有心参加,估计她也来不及赶回墨西哥城。这四个孩子长期与安东尼娅和玛丽莲娜——也就是赫苏斯和伦诺婚姻续存期间他跟卢裴塔生下的两个女儿——保持着联系。玛丽莲娜做了修女,在葬礼上主持了祈祷和唱诗仪式。相反,赫苏斯最年长的四个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德利拉所生的八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密切。赫苏斯去世的时候,这八个孩子最年幼的一个仅有十一岁。据说两边的人都心怀不满:德利拉的孩子们嫉妒年长的孩子因为与本书的关系而频受关注,年长的孩子不满于德利拉想方设法把赫苏斯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和她自己的孩子们。赫苏斯实现了要在自己的房子四周给年长的孩子们加修房子的愿望,不过他也希望给年幼的孩子们提供一份保障。

开篇
赫苏斯·桑切斯

我敢说,我没有童年。我出生在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就是非常孤独、悲伤。州里的孩子跟首都的孩子可不会有同样的机会。父亲不允许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也从不给我买玩具,我们都是独自玩耍。我只在八岁,还是九岁的时候上过一年学。
我们住的地方总是只有一个房间,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样,只有一个房间。我们就睡在里面,每个人都有一张用木板和箱子搭成的小床。每天早上,我都会爬起来先划一个十字,然后洗洗脸,漱漱口,接着去拉水。吃过早饭,如果没有人让我去拾柴,我会找个阴凉处坐下来。通常,我会带一把大砍刀和绳子去野外拾干柴。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背上会背一大捆干柴。住在家里的时候,那就是我要干的活。我从小就干这样的活儿。我不知道什么是游戏。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赶驴车的。他会买进商品,拉到偏远的小镇出售。他完全是个文盲。他后来在我们出生的村子里的一条路边摆了个小摊。不久,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村子,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个小杂货店。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他兜里只有二十五个比索,可他就用那点钱干起了买卖。他有个朋友以二十比索的价格卖给他一头大母猪,那头大母猪每窝都给他生了十一个小猪仔。当时,一只两个月大的猪仔可以卖十比索。靠着这十个比索,他就有了身份!比索还真是个玩意啊!我父亲就这样从头再来,凭着坚韧和节省,再一次抬起了头。他开始学着判断,学着算账,甚至全凭自学还会认几个字了。再后来,他在瓦清朗格村开了一间真正的大商店,里面摆了很多商品。
我学父亲的样,对于开销都要记账。孩子们的生日、彩票号码、买猪花了多少钱、卖猪赚了多少钱,我都会记下来。
父亲很少跟我讲他自己和家族的情况。对于他,我只知道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以及跟他有一半血缘关系的一个兄弟。我们都不了解他的父亲。我对我母亲这一边的亲戚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父亲跟他们关系不太好。
我父亲一个帮手也没有。你知道的,有些家里的人就是相处不来,就像我的女儿康素爱萝和她的几个哥哥一样。只要稍有分歧,就会各分东西。我父亲和他的亲人就是这样,各住一方。
我自己的家呢,团结得多,但我自己的哥哥们长大之后还是各自离了家。因为我最小,就留在了家里。我大哥参了军,死于一次事故。他的枪走火,把自己给弄死了。然后是我的二哥毛里西奥,他在瓦清朗格开了家商店,也就是我们开的第二家商店,因为革命一来,第一家店就关门了。我哥哥毛里西奥正在店里的时候,来了四个抢劫的。他抓住其中一个,夺了他手里的家伙。可另外一个抢劫犯从背后袭击,把他捅了。他很快就死了,因为那一刀捅破了他的肚子。这就两个了。我还有个姐姐欧塔基娅,她很小就死了,大概二十来岁吧,就死在瓦清朗格。我还有个哥哥,名叫莱奥波尔多,是在墨西哥城的总医院死去的。所以,我的五个哥哥姐姐应该是六个,还有一个很早就夭折了,我是个双胞胎也就是我们五个吧,五个中间我是目前唯一在世的。
我父亲不大疼人,或者说不大有感情。当然,跟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一样,他非常节俭。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需要什么,反正在州里生活,花钱的地方也不多。我们那里不看戏,不看电影,不看球赛,什么都不看。现在的生活丰富多了,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每到星期天,父亲只给我几分钱零花。这世上的父亲多种多样,不是每个父亲都会宠爱孩子。我父亲认为,给孩子太多的关注只会害了他。我也这样认为。如果溺爱孩子,孩子就长不大,发展不好,学不会独立。他会怕这怕那。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小镇,我只勉强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她这人不太爱说话,因为我最小,她有什么事儿都从不跟我说。我母亲很文静,但心胸开阔,给了我很多关爱。我父亲更坚韧、更严厉,也更有活力。我母亲是个体面而正直的人,做什么事都讲良心,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都如此。不过,我的父母也吵架,因为我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我母亲很是嫉妒。
我大概七岁的时候,父母分了手。革命者已经榨干了商店……生意完蛋了,家庭也完蛋了。我们这个家散了,我自然跟了母亲,跟着母亲的还有我在蔗糖种植园打短工的一个哥哥。我也在种植园做工。两年后,我母亲生了病,父亲骑了一头毛驴来看我们。我们住的是一间很小很小的破房子。房顶只有一半,另一半完全敞开。我们借了点玉米,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我们很穷很穷!我母亲吃不起药,看不起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去了我父亲的家,就死在那里了。你看,他们走到尽头才总算和解了。
唉,母亲死了,我的苦日子也开始了。我十岁的时候,又跟父亲住在了一起。我在他那里住了两年,然后就出去工作了。我们有继母是很后来的事情,差不多都要到头了。娶继母的时候,我已经离家了。我父亲在那里找了个女的,这个女的榨干了他的钱,弄走了所有东西,然后和她的几个哥哥一起把他赶到了大街上。有一天晚上,他们为了钱还想杀他,只不过被几个邻居给拦住,这个女的才走了。他们的婚姻倒是合法。这个女的,跟那儿的一伙人合在一起,不光弄走了房子,还把我父亲的其他东西都搞走了。
后来,他又在镇上的另一头买了一间小房子,重新做起了生意。可他在那儿差点病死了。是的,我们男人都想很强大很有气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说起道德,或是家事的时候,总会触动我们心中的神经。孤独的时候,男人会觉得受伤,也会放声大哭。你肯定注意到,有些人喝药自尽,有些人开枪自杀,因为他们的内心实在承受不了。他们没办法宣泄,也没有人倾听他们的烦恼,他们只有拿一把枪,就这样一了百了。那些以为自己很强大的人,良心独处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只是一时的自大罢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留下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些货物,我接了过来。我是他唯一健在的孩子。我已经来了墨西哥城,在那家餐馆做工。是那边的人给我发的电报。
我回去的时候,父亲还有一口气,我是看着他死的。他跟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一条忠告:别乱交朋友。最好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他留给我的东西少得可怜。算得是他半个兄弟的那个人跟一伙当地人把我告进了监狱。我按父亲的书面遗嘱把该给他的东西都给了他。我应该分给他一半。但他是个懒家伙,一事无成,好逸恶劳。唉,我遵照了遗嘱,也遵守了法律。怎么说呢,我甚至把屋子里的一架辛格牌旧缝纫机都给了他。我跟他说:“叔叔,你把这个拿走吧。”我还好心好意、真心实意地对他说:“你看,把这缝纫机拿去,你老婆还用得着呢。”嗨,他得了这么多东西,还把我告进了大牢。就为了一百比索!我告诉他:“你真卑鄙。”我给他一百比索,可其他人给分了,他只拿到十比索。你看这叫怎么回事?说到钱,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信不过。人们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打从小起,我就喜欢劳动。我满心想挣钱买衣服穿。我看父亲做小生意赚了钱,自己也想做点事,不一定要多少,只要凭自己的双手赚到钱就行,只要不用父亲的钱就行。我根本没想过要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遗产,压根就没想过。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有一天我的口袋里有了钱,我希望那是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而不是别人给我的,不是邻居、亲戚、叔叔,或自己的父亲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先生。我想用我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还有一件事,离家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不劳动,就没有饭吃。
我离开父亲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我任何人都没告诉就跑了。我最开始在一家碾米厂做工,后来又到一家蔗糖种植园的田地里劳动,接着干过砍收工。田里的活儿很累,我得拿着锄头在太阳底下整天整天地干。每砍一千根甘蔗,他们付我一个半比索,但我一半都砍不到,所以我一天只能挣到七毛五,还不够吃饭。我饿得不行,一连数天没吃过东西,或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没有童年。就这样,我干了四年。
后来,我碰到一个西班牙人,他开了一家玉米碾坊。他知道我用过秤,会称东西,于是有一天对我说:“我要去墨西哥城,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给你活儿干。”
“好的,先生,我随时准备跟你走。”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个装着几件衣服的小箱子。我想去墨西哥城看看,因为我还哪里都没去过。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上了火车,到了塔库瓦我们就下了。跟着他没干多久,他就把我开除了。我们有一次用秤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他一直都在找借口想赶我走。你知道,当一个人觉得某个人比他还要无知、还要白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完全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吗?我离开种植园没多久,什么都不懂!我两眼一抹黑,连街道都不熟悉!身上那点钱也用光了。我身上没有钱,也没有认识的人。
嗨,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个人在附近的一家加工厂做工。他每天都从那附近路过。有一天,他看见了我,然后跟我说他的老板想让我去他的加工厂做工。那天晚上,我站在街角,手里夹着装衣服的小箱子,一文不名,一时不知道究竟该何去何从。如果有钱,我可能回老家了。那一刻,那个人仿佛从天而降。他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跟他说了。他又说:“别担心,去我家吧,我替你找活儿干。”不过,那是一家工会企业。第二天,我们一起去见了他的老板。他说,我得加入工会,才能在他的厂里干活儿。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从拉特拉斯巴拉一直走过来,差不多走到了特皮铎。厂主的工会就在那儿。他们问我身上一共有多少钱。得知我一分钱都没有,他们说那就没办法了。于是,我又空着肚子步行走了回来。回来还是同样的情形,饿呀。所以我老是骂我那几个孩子,他们不但能吃上饱饭,头上总还盖着一片瓦。
于是,我又去了杂货铺,看有没有人雇佣杂工或帮手。我对日杂生意略知一二,招呼顾客也很麻利。我挨家挨户地碰运气。面包到处都是,我却饿得肚子咕咕叫,你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几天后,我在拉特拉斯巴拉碰到一个人,地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个人开了家杂货铺。他问我:“你在找活儿吗?”
“是的,先生。”
“你有证明吗?”
“没有,先生。我刚从韦拉克鲁斯过来。”我简直是在祈求上天,盼着他给我活儿干,或者给我点什么东西也行。我告诉他,我只认得在附近开加工厂的一个人。他于是过去问了那个人,然后说愿意让我试做两个星期。报酬是每天五毛钱,外加管饭。第二天,我就拿着装衣服的行李包过来了,因为我找不到地方放那玩意。我马上就干起活儿来。我手脚麻利,不停地四处走动,仿佛脚下生风。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吃饭。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我真是高兴死了。我从早晨六点钟开始,不停不休地干到晚上九点钟。早餐呢,我就在店里吃了点凉的,因为没有时间热呀。顾客太多了。我要送货,拉箱子,啤酒箱啊,盐袋子啊,重得根本拉不动。
一天早上,我的老板领了一个邻村来的小伙子,对我说:“啊,赫苏斯,过来。这个小伙子来顶你的位置。你没用了,走吧。”凭着那两句甜言蜜语,他就把我炒了。就这样吧,我还能怎么说呢。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街了。
不过,这些困难把一个人变成了男子汉,让他懂得珍惜。一个人只有流了汗,才知道怎样求生存。远离父母身边,对你长大成人是有帮助的。
我在杂货铺干活儿的时候,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有个亲戚在镇上的一栋楼房看门。我要了张字条,就去找他了。我给他看了字条。“行啊,怎么不行?整栋楼都是空的。”他说。“自己找个喜欢的地方,把行李箱放下来吧。”我一文不名,只好住了下来,然后又去街上找工作。
就这样,我在拉格罗里亚餐馆找到了活儿。他们给的报酬是每个月十二比索,外加一日三餐。我拿着行李过去了,他们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急于干活儿,在搬一个大件的时候,得了疝气。我跑进厕所,看到腹股沟这里鼓了一个大包。我一按,很疼。我去看医生,他说我得了疝气。我很走运,因为那个医生是综合医院的,收治了我。可我的工作咋办呢?于是我跟老板讲了,他是个西班牙人,是个很体面的人,也真是个好人。我跟他请了假去做手术。他们很快就给我做了手术,可我自己干了件傻事。手术后,缝线的地方很痒,我于是解开绷带挠了起来,就给感染了。这一来,我在医院待的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五个星期。
出了院,我回到那家餐馆,发现我的活儿另有人干了。不过,老板还是让我回去了。是的,我在他那里干了三十年,几乎一天都没落下。头十五年,我在里间做勤杂,学着烤面包,做冰激凌。我每天干十四到十五个小时。后来,我开始替餐馆买东西,成了他们的食品采购员。刚开始,我每天拿八毛钱。工作了三十年,我现在的最低工资是每天十一比索。但单靠这一笔薪水我根本活不下来。
三十年的时间,我一天也没缺过工。哪怕生了病,我都要去上班。工作就好比我的解药。它让我忘记烦恼。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走路,喜欢跟市场里的摊贩说话。我在他们那里买了这么多年的水果、蔬菜、奶酪、黄油和肉,非常了解他们。我挑最好的东西买,就那么简单。大家应该会买东西,因为每种水果都有自己的季节,对不对?你就说西瓜吧。这个季节成熟,我就会买。早上市的瓜都不好。那是从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莫雷洛斯、米却肯、科塔萨都有。瓜纳华托的瓜非常好,杜兰戈那种黄色的瓜也很好。橘子也是,可能来自全国各地。蔬菜同样如此。阿特里斯克和锡捞出产的鳄梨最好吃,可大都运到了美国。西红柿也一样。这些水果啊,只有多看才会认会买。
我每天要给餐馆买六百比索的菜品。他们一早就把钱给我,我每买一样都付现钱。没有账单,也没有收据。我自己计数,每天都要上交清单。
我每天七点钟去餐馆打开大铁门。然后在里间干一会儿活,吃点早餐,在九点半的时候去市场。有两个小伙子做我的帮手,把买到的东西搬回餐馆。我在一点半的样子回来,总有忘记了要买的东西,于是我又要往市场跑。我在三点钟的时候回到餐馆,吃过午饭,在四点钟的时候回去照看我的猪仔,卖我自己的彩票,然后去看我的女儿玛塔和她的几个孩子。
餐馆的同事觉得我很好,很欣赏我,因为我是那里最老的员工。我们会开开玩笑,揶揄几句,这当然纯属好玩儿。我一向规规矩矩,跟老板相处融洽。很多工人不喜欢老板,忠诚度不够。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很敬重我。为了表示对我的赏识,他同意我每周干七天,节假日不休,这样挣的钱才多嘛。几十年如一日,我星期三都要做工,那本该我休假的啊。我尊重我的老板,总替他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我,他就像一位慈父。
我要做的,就是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我从没参加过舞会。只有一次,那是我们住在古巴大街的时候,居民区的人搞了个舞会,我也只跳了一小会儿。我不怎么喝酒,回到家就睡觉。对我来说,没有外出游玩,没有聚会,什么都没有……只有工作和家庭。
我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朋友。我指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相互尊重的朋友。如果我需要朋友,我会找那种老一点的人,不是年轻人,也不是我的工友。互相都还不认识,年轻人就可以请你跟他们一起去喝酒做事情。有的人甚至相互捅刀子,这很不好。不管请我去哪里,我都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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