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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那些教授》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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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那些教授》鲁建文

基本信息

书名:《过去的那些教授》
作者: 鲁建文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南方出版传媒
出版时间:第1版(2017年4月1日)
页数:200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ISBN:9787218112824
ASIN:B06XFR5YG5
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1.本书文字简洁精炼,内容翔实,钩沉老派文人往事,知人论世,不落窠臼,以普通人的视角揭秘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张爱玲等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2.本书具有较高的可读性,有助于读者更详细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的思想,以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朱正、陈徒手、丁东、谢泳等著名学人联袂推荐。

名人评书

史海爬梳,难能可贵。尤其作为一个公务员,能静心写这样一本书,并有自己的发现,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
——朱正(鲁学家、出版家,著名文史学家)

在鲁建文先生的笔下,民国文人的千姿百态得以有趣地呈现,梳理精当,描绘鲜活,接近历史的原生态。一本书册,涵盖百年文人生态,凝聚他们的喜乐悲欢,有一种极其难得的群雕耸立感。
——陈徒手(报人、著名历史学者)

本书有人物有史料有可读性,在写民国人物的书中是有特色的一本。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钩沉老一辈文化人的往事,是当今随笔写作的一个分支。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既需要知人论世,也需要知世论人。鲁建文先生在这方面,孜孜以求,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丁东(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

媒体书评

史海爬梳,难能可贵。尤其作为一个公务员,能静心写这样一本书,并有自己的发现,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
——朱正(鲁学家、出版家,著名文史学家)
在鲁建文先生的笔下,民国文人的千姿百态得以有趣地呈现,梳理精当,描绘鲜活,接近历史的原生态。一本书册,涵盖百年文人生态,凝聚他们的喜乐悲欢,有一种极其难得的群雕耸立感。
——陈徒手(报人、著名历史学者)
本书有人物有史料有可读性,在写民国人物的书中是有特色的一本。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钩沉老一辈文化人的往事,是当今随笔写作的一个分支。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既需要知人论世,也需要知世论人。鲁建文先生存这方面,孜孜以求,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丁东(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

作者简介

鲁建文,湖南浏阳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现供职于党政机关。文章散见于各级报刊杂文、随笔栏目,连续多年有作品入选《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杂文年选》,著有《不伦不类杂说》《倒过来的逻辑》等。

目录

辑一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2
老舍的嗜好/6
郁达夫办酒厂/10
《背影》背后的故事/13
民国“疯子”章太炎/16
梁启超为徐志摩证婚/20
胡适的一枚“止酒戒”/23
钱穆在北大的讲课风格/26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29
梅兰芳学画/32
郑板桥的“怪”/35
林徽因与景泰蓝/38
“超级红娘”宋霭龄/42
丰子恺教子“约法”六条/45
“字以人传”李叔同/48
张爱玲曾国文考试不及格/51
“书生大使”胡适/54
鲁迅藏书的危机/57

辑二
沈从文改行的背后/62
巴金的笔名/66
傅斯年主政北大复原/70
杨荫榆的悲剧人生/73
老舍请辞社会兼职/76
冯雪峰一桩未了的心愿/79
智者吴宓/82
梁思成的“北京旧城保卫战”/86
曹禺后期创作的困惑/89
郭沫若的家庭遭遇/93
梁漱溟进言/96
丁玲的变化/99
罗应荣的悲剧/102
林语堂亦曾“打狗”/105
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108
胡适与汉字横排论争/112
蔡元培创办国立劳动大学/115
周建人谏节制生育/118
周扬反思求变的中断/121
马寅初三问孔宋豪门/124

辑三
“清华之龙”钱钟书/129
梁实秋与鲁迅/133
司徒雷登曾为冰心主婚/136
张恨水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140
钱玄同与鲁迅分手的前后/144
王震与丁玲/148
郭沫若与陈寅恪/152
鲁迅欣赏巴金的认真/156
《雷雨》的首演在日本/159
郭沫若为沈从文写序/162
陆小曼与《徐志摩全集》/165
蒋梦麟与西南联大/169
陈垣慧眼识启功/173
茅盾这样为《地泉》写序/176
浩然出面保护杨沫/179
北大“通讯导师”王国维/183
萧红当年自费出版《生死场》/186
闻一多与吴晗/189
杨绛的人格魅力/192
陈独秀酷评沈尹默/195

后记/198

经典语录及文摘

也许是性格使然吧,我所交的朋友,没有达官贵人。建文先生虽是官场中人,但我是把他当朋友的。
多年前,我在一家纸媒谋职。那次,他好像是带了一篇稿子来到编辑部,我听了他自我介绍后,凭经验就把他引荐给专门处理领导来稿的责编。这时他说,他是不写那些文章的,并说很喜欢看我编的“文化·沧桑”副刊。当时我没想到他真能写,也就随口说,喜欢也可以给我们投稿。
不久,建文先生投来一稿,题目好像叫《古时也有“炒作秀”》,文中说到魏晋时期的左思炒作,说到唐代诗人陈子昂、王勃的炒作,然后联想到当下的文坛炒作。文章有角度,兴趣所致,耐人寻味,于是立刻发了稿。从此建文先生一发而不可收,隔三差五发来新作。我后来建议,主题最好集中一点,就写那些过去的文人教授。几年下来,他竟写成了一本书。
他自己说这是一本读书札记。但写这样的书,不能天马行空,凭空想象,要“读万卷书”,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爬梳且加以分析和判断,竭力发人所未发。如果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岂不成了抄书?他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也有过“酒闹”打人,发现老舍曾想辞去一切社会兼职、潜心写作,发现曹禺的《雷雨》首演在日本,发现林语堂也曾“打狗”,周建人也曾谏言节制生育,周作人也曾搞过“医闹”,张爱玲国文考试也曾不及格,罗应荣的悲剧就在于他不该是法学家,杨荫榆的悲剧就在于她太仗义执言……
建文先生是公务员,公务繁忙,肯定也有应酬,但他能坐下来,冷月孤灯,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除公务之外,读书写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此前,他曾出版过几本书,鼓捣的多为杂文时评,文字有血性,有思辨的张力。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评论说:“他向往‘诗意垂钓’,也欣赏大作家‘郁达夫办酒厂’的智慧,讲风雅与自立犹可;写《‘南街神话’的破灭》《‘花钱买稳定’的质疑》之类时事评论,对官员却是大有风险的。”但他良知未泯,心里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本书从过去的那些教授身上,寻找对当下有用的资源,可谓用心良苦。沈从文没有上过大学,钱穆、启功等都没有大学学历,但不影响他们成为大学著名教授,只要你有真学问,能教课就行了。那时没有所谓“评教授”的复杂程序,校长觉得你行,就聘你做教授——那时校长都是真要办学的,一般没有私情可循。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走在大街上,随便就能碰到几个教授,而有真才实学者几何?这当然与我们今天产生教授的机制有关。我有个在中南某省做出版的朋友,几年前他给我说了一件有趣的事:他那个朋友,当了多年副教授,职称上想更进一步,但那时评教授必须要有专著,可他没有。咋办?经好友点拨,他去书店找到一本很偏的学术专著,印数只有几百册,他就买了书架上仅有的五本书,撕了版权页,把原著者姓名换成自己名字,让印刷厂捣腾一下去参评教授,居然当年就评上了。我说评委难道看不出作假吗?他说只要经过一番打点,哪有不放行的?我其实是知道这位教授的,其人其事也偶有所闻。他作假,但不一定他的能力比别的教授差多少,关键是我们要反省教授产生的机制。
由过去的教授联想到现在的教授,不禁感慨系之。就在写作这篇序文时,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大学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大学衙门化,已为社会诟病久矣。这似乎就是大学教育回归本质的开始?
是为序。
向继东
2016年11月于羊城

我将这些年写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准备出版,于是想到写一个后记,回顾一下这些文字形成的过程,也算是一个小结吧。
本书中的这些文字,与我过去所写的东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过去写的大都是所谓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时评与杂文,而如果硬要给予这些文字一个划分的话,大概也可算是文史随笔。之所以说是“大概也可算”,是因为我并非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长期工作在行政机关,只是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文史方面的书罢了。书读得多了,总会有打动自己的地方,同时也会有些感悟,进而有了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了现在这本小书了。
这些文字,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下来,还得感谢《湘声报》的《读书与沧桑》专栏。顾名思义,这个专拦主要刊登文史随笔方面的东西。文章既有可读性,又思想深邃,我很喜欢读。我发现,自己所写的东西可以向这类文章靠拢,于是,就试着把自己所写的文字往这里寄,不久还真的登了出来。这就是本书中的《林语堂亦曾“打狗”》。那时还没有一个方向,接着又写了《周建人谏节制生育》《郑板桥的“怪”》《“超级红娘”宋霭龄》《“书生大使”胡适》等几篇,涉及的人物很散。发稿后,当时的栏目编辑向继东老师及时给我指导:一是可以沿着这条路子走;二是可以专写一类人物。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便把选材的方向定调在现代文化名人上。我想,这既可避免太久远,人们不感兴趣,又可避开太新近,文字禁忌太多。这样,也就有了本书中后来发表的文章。
我写的这些人,大都是人们很熟悉的人物,我觉得,没有必要求全,去系统地写他们的一生及学术、文化成就。这是大家在许多地方都可看到的。加之,是在为报纸写稿,就得根据报纸的要求来写,不能一写就洋洋洒洒数千字,应受到篇幅的限制。因此,我大都是选择一个角度来写,而且总想借此说理论事。比如鲁迅,没有写他的战斗一生,而是选择了他的日常生活;又如老舍,没有写他的戏剧成就,而是选择了他的生活嗜好;还有郁达夫,没有写他创作自叙体小说,而是写他办酒厂;还有林徽因,没有写她与徐志摩的特殊恋情,而是写她怎样抢救景泰蓝。还有周作人,没有写他的文学成就和日伪任职,而是写发生在他身上的医患冲突;还有王国维,没有写他对甲骨文的研究,而是写他在北大做“通讯导师”。这样,也许更为集中,更有特色。但效果到底如何,就只好让读者去评说了。
要写这些人物,自然不能单凭过去所读到的一些资料,还得尽量增加新的信息,因此,我一边写一边读。只要是有关这些人物的书,不管是全传大传,还是评传别传,都要找来读。我写沈从文的两篇文字,就先后读了凌宇的《沈从文传》、王亚蓉的《沈从文晚年口述》、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高维生的《浪漫沈从文》,受益匪浅。所以,这些年,文章虽只写了几十篇,而且还是“豆腐块”,但书还是让我读了不少。不仅为自己的写作增加了资料来源,而且由于书中人物大都有着跌宕起伏、卓尔不凡的一生,大大丰富了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因此,要真心感谢这些作家们提供的养料。
这些文字能最后结集出版,包含了向继东老师的很多心血。他曾是这些文章发表时的编辑,结集时又帮取名为《过去的那些教授》,并为之写了序。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5月8日于浏城时代广场

民国“疯子”章太炎
在过去的阅读记忆中,章太炎在政治上是个“怪人”,有过不少怪诞惊人之举。他白天打着灯笼游街,嘲讽清政府暗无天日;他手执丧杖、身穿麻衣祝贺袁世凯称帝;他还曾向无心抗日的蒋介石建议,不如将东北三省交付给共产党。当时不少人都称他为“章疯子”。近读华强著的《章太炎大传》,发现这位著名的大学问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一个“怪人”,许多事儿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捧腹。
章太炎曾有过两度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母亲陪嫁的丫头王氏。因为他从小就被认为是“疯子”,无人敢将女儿许配给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忧心如焚的母亲只好让王氏嫁给自己的儿子。在王氏的精心照料下,他缠身多年的癫痫病“霍然而愈”。但好人命不长,王氏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王氏去世后,他过了多年的鳏居生活。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年届不惑的他决定再娶。他在《顺天时报》刊出《征婚启事》,提出了五个具体条件:(1)鄂女为限,(2)大家闺秀,(3)文理通顺,(4)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5)有从夫之美德。启事一出,自然引起轰动,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大名鼎鼎,更重要的是他的要求如此苛刻。大都以为他又在口出疯言,当然,也无人敢来应征。据说,最后是由蔡元培出面做月老,把天生丽质的浙江才女、《神州女报》的创始人汤国梨介绍给他,成就这段美好姻缘。
章太炎先后养育过五个孩子,与王氏生育了三个女儿,与汤国梨生育了两个男孩。他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说话写文章爱用生僻之词,让人难认难懂。有意思的是,他在给三个女儿取名时也玩起了这门学问,用了三个颇为生僻古怪的字。大女的取名是四个“乂”,叫章;次女的取名是四个“又”,叫章叕;三女的取名是四个“工”,叫章。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她们快到出阁年龄时,他却又以此为题要考自己未来女婿的学问,声言谁要娶她们为妻,就必须先认得出她们的名字,不然不能开亲。这样的结果自然不妙,三个女儿待字闺中,许多青年才俊都不敢上门,担心认不出她们的名字而丢丑,差点把女儿都弄成了剩女。汤国梨深知“解铃还得系铃人”,劝他借一次宴会的机会,解释了女儿名字的由来,公开了读音,才让女儿们逐步成婚。
在服饰穿着上,章太炎也是个“怪人”,以不修边幅、衣着不整出名。他蓄着由中间向两边分开的长发,常常长至数寸长也不去理发,俨然就是一个“疯子”。他的穿着放荡不羁,夏日披着一件薄薄的半截长衫,经常袒胸露背,却毫不在乎;冬天穿着一件长长的棉袍,外加一个坎肩,怪模怪样的。当鼻涕流来时,他便顺手一擦,两个袖口常常被鼻涕抹得晶亮晶亮。如果与他靠近,不时会有一种不雅的气味随风飘来。在当时,他最为典型的装束,恐怕应是沈延国在《记章太炎先生》中的描述:“那时,先生常常服着长袍,外罩‘和服’。”“我见到的‘和服’袖口上,还绣着‘大汉’两字。”“头发已经剪了,但还留着五寸长,左右两股分开梳着,下面垂到额际。不仅服装离奇,讲起话来,亦有些疯头疯脑。”他的这副打扮,让他一度成为清政府通缉的“异类分子”,以致原来的一些朋友也有意避开他,不敢留他过夜。他却我行我素,一笑了之。
特别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有些方面他近乎是“弱智”。莫说沏茶做饭,就是穿鞋也左右不分,常常连裤带也系不紧,不时双手提着裤头走路。据汤国梨回忆说,他出门不能自归是常事,往往要搭乘人力车。人往车上一坐,只知指着车夫赶快跑,当车夫问要到哪里去时,他却只能说出回家,家住马路上的一个弄堂里,弄口边有一家烟纸店的地方。常常把车夫弄得不知所措,他却不慌不忙地补充说,就是章太炎家,章疯子家啊,而老是不能说出自家的具体地址,害得车夫拉着他满街找。他与摩西是好朋友,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两人整整聊了一个通
宵。次日清晨,他独自回家,竟然误入了隔壁邻居的家。大概由于住房的格局与陈设相仿,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倒头就睡。待女主人购物回家,发现床上睡着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吓得不禁大声叫起来。顿时,把所有邻居都惊动了,也把他从熟睡中惊醒了。他却泰然无事地说:“我睡得正香,何以扰我好梦?”
在生活中,章太炎还有一个特别爱吃臭东西的嗜好。越是带臭的食物,他越是觉得香。不仅是臭腐乳、臭豆腐、臭豆豉他喜欢,而且臭鱼、臭肉、臭蛋他也很爱吃。对于这些食品,往往家里人都觉得臭不可闻,掩鼻而逃,他却感到好吃,回味无穷。他的书法很好,曾以卖字营生。抓住他爱吃臭东西的嗜好,钱化佛曾以臭食物换得一大批他的书法作品。第一次,钱化佛送去一盒臭咸蛋,令他胃口大开,接过臭咸蛋后,他兴奋地对钱化佛说:“你要写什么,只管直说。”于是,一口气给他写下好几幅字。不隔几天,他又送来一罐绍兴特产——臭苋菜梗,老先生很是高兴,又应邀帮他写了40多幅“五族共和”的条幅。据说,尔后他还送来臭花生、臭冬瓜等食品,让老先生吃得津津有味,先后换得100多幅书法作品。
不能不说,章太炎的这些生活习惯,是直接酿成“章疯子”绰号的另一方面,也让许多人不好理解,但他自己却悠然自得。钱波编著的《原来如此》一书专录了章太炎对此的一段自述:“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者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细想起来,真还不无道理。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
“医患纠纷”并非今天才有的事,20世纪20年代末,周作人就因次女若子的死亡,而置身一场“医患纠纷”中,与向来关系不错的山本忠孝大夫反目为仇。据蹇小兰编著的《清风苦雨》记载,这位平时文字淡雅、性格平和的散文大家,在这场纠纷之中,表现得颇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医闹”一样,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难以置信的行动。
周作人曾有五个孩子,三女两男。对于孩子的成长,他历来奉行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很少过问。先期看来也确实个个成长不错,特别是次女若子,聪明好学,活泼多趣,尤得周作人的钟爱。这个仅活了15岁的小女孩,曾在作文《晚上的月亮》中这样写道:“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再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一定很高兴’。”一种天真烂漫、乖巧伶俐的形象映人脑海,尤为逗人喜爱。俗话说:“越是聪明的孩子越难养。”若子似乎确实如此,生来多病,让平时对孩子近乎冷漠的周作人也伤透了脑筋。
周作人家人有病一直都是由山本医院治疗。周家的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山本医院离八道湾比较近,而且大家都以为山本忠孝医术不错,待人和蔼,值得信赖。山本也确实挽救过周家人的几次性命。譬如,1925年4月11日晚,若子突然发热呕吐,继而体温升至40 ℃,出现痉挛,全家上下乱作一团,慌了手脚。待把山本大夫请来,若子心脏衰弱,皮肤发黑,被诊断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看到这种情况,不单护士小姐永井君担心这孩子难以回转,就连山本大夫也以为不行了。紧急之中,山本大夫一日四次到场查看,护士永井君全日留守护理。经过两天两夜的精心治疗,死神离去,若子终于转危为安。对于若子这次神奇般的康复,周作人无疑要由衷感谢山本医院。他曾这么说:“我现在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这人显然就是山本忠孝大夫了。
然而,周作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对他家来说, 死神并没有真正远走。1929年11月16日,若子再次重病。那天若子从学校回家,呕吐腹痛,尽管周作人自己怀疑可能是盲肠炎,但把山本大夫请来后,他却坚持说是胃部的毛病。这是很容易混淆的两种疾病。盲肠炎首先发痛的位置不在盲肠,而在上腹,往往给人一种误导。第二天复诊,山本大夫才正式结论为急性盲肠炎, 还半开玩笑地说:“ 这回倒真让周先生猜中了。”此时若子疼痛难忍、发热不止,不得不转至德国人开的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虽然疼痛有减轻,但由于已诱发腹膜炎,导致发热不退,益觉烦躁,哭啼着“我要死了”,不断呼喊着兄弟姐妹的名字,双手紧抱母亲的脖子低声地说:“我不要死!”这足见病人当时难受的程度。第四天,也就是11月19日,若子真的死了。这巨大的悲伤,对周作人及其全家无疑是一次沉痛的打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子死后,周作人把这场哀恸全部迁怒于山本忠孝大夫。周作人首先是找媒体帮忙,利用报纸大肆攻击山本医院。12月初,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刊登广告,把若子死因归罪于山本大夫的误诊,指其“拖延掩饰,草菅人命”。接着又在《华北日报》接连发表《若子的死》及《又记》《再记》,控诉山本忠孝大夫的误诊、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近人情的收费。随后还在《华北日报》数日刊登了与《世界日报》相类似的广告,力图通过报纸把山本大夫的名声搞臭。在通过媒体曝光的同时,周作人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诉:一是发函天津日本领事馆要求吊销山本大夫的开业许可证;二是致信北平市卫生局请求对山本大夫进行检查与处分,并把这些申诉的文章刊登在《世界日报》上。大“闹”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不难看出,周作人已摆出一种非置山本大夫于死地不可的架势,一心要把山本医院搞垮。
若子生病发生误诊,过后周作人对主治医生山本大夫有些情绪过激并非不可理解。治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所误时间不到一天,周作人做出上述系列行动,似乎好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医闹”所为,只是手段显得更为“高明”而已。与梁启超肾脏被错割,为保护医院的声誉,自己不愿张扬相比,不能不说相差甚远。我想,这大概与他对若子尤为钟爱不无关系,更与他向来以悲观和阴郁的眼光看待事物一脉相连。在与其兄鲁迅绝交之后,他的这一心理无疑表现得更为突出,事情一旦发生,便不加分析地怀疑对方带有私利地加害于自己。由此可见,“医闹”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素质低下。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这种与周作人类似的心理恐怕仍是重要因素。

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
在近代文化史上,辜鸿铭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脑后留着一条长长的象征着忠君尊王、怪癖守旧的辫子,其最大的癖好是,狂放好辩,讽时骂世。如康有为、严复、胡适等一大批名人,曾都挨过他的骂。但真正被他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得最多的,恐怕要数袁世凯,当面骂、背后骂,生前骂、死后骂,中文骂、洋文骂……
辜鸿铭1885年从出生地南洋回到祖国,就职于张之洞帐下。1903年,他作为幕僚随张之洞奉旨进京,在天津与袁世凯第一次见面。袁世凯为讨好比自己资深的张之洞,对他们百般献媚,尽心迎合,还特派北洋兵队为张之洞守护所下榻的寓所。辜鸿铭对袁世凯的为人是清楚的,因戊戌年间的背叛,袁世凯的人格早为人们所不齿,因而,对袁世凯的这一做法很反感。当袁世凯摆出一附谦恭的样子,向辜鸿铭请教到西洋练兵的要旨时,辜鸿铭意识到教训他的机会来了。于是,辜鸿铭先是回答道:“首在尊王。”接着进行深入的论述:“宫保且恕在下直言,在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护者,皆为朝廷恩赏。今吾张宫保入都,宫保大人竟亲派兵队守护其寓邸,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也。”“如是,兵众见宫保大人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将只知有大人而不知有国家也。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统兵统帅戮力,临阵必至彼此不
相救顾,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亦无以制胜也。故在下曰,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一番话,把袁世凯说得脸色白一时,红一时,只得连声称是。
随着袁世凯后来的发迹,辜鸿铭对袁世凯更是看不惯,总是寻找机会对他进行冷嘲热讽。小人得志,必然忘乎所以。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以封疆大吏之外任同入军机处为军机大臣,一下子变得连过去自己颇为尊重的张之洞,也不放在眼里了。在一次会见德国驻京公使时,袁
世凯竟然面对朝中诸位大臣,毫无顾忌地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懂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言下之意,无疑是自己要比张之洞高出一筹,更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张之洞只能空谈。不久,袁世凯的一位幕僚洋洋得意地将这一经过说给了辜鸿铭听。辜鸿铭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极力维护者,对这一得意忘形的小人之举,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随即答道:“诚然,你家袁中堂是专讲办事的。然而,也要看这所办的事是何等之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就根本用不着有学问。但是,除了这倒马桶之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话语一出,对方好不尴尬。当辜鸿铭决定进一步展开回击时,对方早已灰溜溜地走了。
辜鸿铭虽有一半洋人血统,但他很不喜欢洋人在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有一次,一位洋人对辜鸿铭说:“在我们西方人的种族当中,有贵种、贱种之分。”“凡我西人到你们中国,虽寄居日久而体质未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而体质大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辜鸿铭深知眼前洋人对袁世凯颇多欣赏,于是特意借机忤逆袁世凯。他说:“君不见,我中国亦非无此辈者流也。譬之袁世凯,甲午前袁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得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其被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圃,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尔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也。”最后,他归纳说:“吾古贤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亚圣孟子亦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所以,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一席话,说得那洋人一时愕然无语,好像自己在被辜鸿铭痛骂似的。
1912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辜鸿铭对他的嬉笑怒骂变得更为尖锐。辜鸿铭有着由来已久的忠君尊王情结,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灾难。他曾公开说:“真正的灾难,还不是伴随着流血和财产破坏的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当时,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奇迹般重印,为此他专门新写了一篇痛骂袁世凯的文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加入其中。他说:“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百般狡计,使其统帅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重,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他不仅毁却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在文章中大骂袁世凯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是“懦夫和卖国贼”,甚至连“小偷和赌徒都不如”。真可谓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
最有意思的是,辜鸿铭本是一名顽固的帝制派人物,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不仅没有感到欢欣鼓舞,而且变得郁郁寡欢,足不出户。他以为,袁世凯是无赖、贱种,不能做万民尊崇的皇帝,只能拥戴逊帝宣统复位。当他听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后,回到北大上课时,他在课堂上整整骂了45分钟,从进课堂开始一直骂到下课未能停口。回到家中,尽管闭门不出,但只要有人来访,他便破口大骂。最后,袁世凯这个只当了83天的皇帝,还真的在骂声中死去了。万民无不拍手称快,辜鸿铭尤为高兴。他在京城把酒相庆,喜笑颜开,逢人便说:“这个骗子和贱种,早该死,死得其时也。”当北洋政府下令为袁世凯举行国葬,要求举国上下哀悼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时,他却专门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三天,邀请中外友人一起同享快乐。
不难看出,正是因为袁世凯的为人处世方式,亲手逼退皇帝,多为洋人所赏识,而辜鸿铭都不以为然,长期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由于怯于当时辜鸿铭在国际上的影响,袁世凯一时束手无策,只好任其为之。辜鸿铭学贯中西,通晓九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享有崇高的国际
声誉。西方国家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能不见辜鸿铭。”袁世凯曾托人找辜鸿铭,以月薪500大洋的高价请他做自己的家庭教师,想以此封他的口,但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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