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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竹小品》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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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竹小品》止庵

基本信息

书名:《比竹小品》
作者: 止庵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1年1月1日)
页数:200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7536061102,9787536061101
ASIN:B0055QN9FW
版权:广东花城出版社

编辑推荐

《比竹小品》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

目录


“周启明颇昏”考
鲁迅的另一面
鲁迅与朱安
鲁迅杂文集的编法与说法
鲁迅的合作作品
鲁迅遗著的出版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答问
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
关于苦雨斋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周作人传统”与文载道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胡张初识考
张佩纶的遗产
再谈《小团圆》
张爱玲文话
《异乡记》杂谈
《重访边城》原稿校读记
由舒芜之死而想到的
《上水船集》编后记
“六言诗案”及其他
谈丐辞
《老八舍往事》跟帖
话说“书之书”
也谈毛边书
阅读的乐趣
后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看出“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答以“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又说:“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人籁”不如“地籁”,时下倡导“返归自然”者亦如是说;“地籁”不如“天籁”,大概只有庄生才有这般见识。无论“人籁”“地籁”,皆系人家借声;自然而然,方为“天籁”。赵德《四书笺义》:“就己而言则日吾,因人而言则日我。”我之于吾,乃是外来影响,犹风之于窍,人之于竹也。“吾丧我”,即“使其自己”;说真正属于自家的话,就是“天籁”。然此事“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我作文多年,自愧仍是“比竹”耳。
二0一0年八月三日

二00七年八月后所作,计有《云集》里的两篇,薄薄一册《茶店说书》,《沽酌集》修订本里的八篇,再就是这更薄的一册《比竹小品》,一总不过二十万字。这些都是“作文”,原属写不写两可,虽然我写每一篇尽量做到言之有物;唯《云集》序跋和《茶店说书》后记虽寥寥数语,却约略可见我这一时期的心境。然而现在连这个也不想谈了。偶读《论语》,孔子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子云:“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我想这其实有着一个如《老子》讲的“天地不仁”、“天道无亲”的背景,——所谓“不仁”、“无亲”,亦即无所偏私,一视同仁。他们无非分别站在“天”和“我”的立场说话罢了。
二0一0年九月十九日

版权页:

《比竹小品》止庵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我很喜欢读传记,但买这类书的时候,凡带有不注明出处的对话或“他想……”的,比如大名鼎鼎的欧文·斯通写的那些,我一律不要。这就是我对所谓“传记文学”的态度。赶到自己动手写传记了,当然要守这规矩,我在《周作人传》序言中说:“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一言以蔽之,“传记文学”怎么写,我就不怎么写。即使“文学的味道很少”、“比较枯燥”,也无所谓。
类似意见前人早已说过。诸如《左传》、《史记》,均曾因此被论者指摘。钱锺书《管锥编》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款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组麂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这番话正是在批评“传记文学”。钱氏所云“宣公二年组麂自杀前之慨叹”,见《左传》:“宣子骤谏,公患之,使组麂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叹而言日:‘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这篇已被收入中学课本,我见过一份“教案”,倒是注意到了问题所在:“组麂当时就死了,死前的内心独白从何而知?”然而所预备的解答却是:“‘悬揣’——根据当时的情境、事情的结果和人物的性格行为进行的合理想象。符合人物性格,合理解释结果,非但不觉得失实,反而有历史‘带入感’。”为师这样讲解文章,不啻误人子弟。
“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小则添加,大则编造,均系钱氏所云“想当然耳”。既是想象,就不能当作事实来写,其间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友人谢其章尝云,所见三种周作人传,都写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人在家中被捕一事。其中拙著引述了一句话:“当军警用枪械对着周命令周就逮时,周还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注明出自一九八二年《文化文料》第三期所载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另外两种用的是同一材料,但其一写作:“当枪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其一写作:“当军警的枪口对着他要他就范时,他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谢君问:“周作人的‘站起来’和‘嘟嚷’,有出处吗?”此等“添笔”,无非搀杂进一种主观倾向性而已。
“传记文学”,换个名目就是“演义”。其弊害即如章学诚《丙辰札记》所批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以假充真,进而以假乱真。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前引“教案”提到“悬揣”,“揣”自难免,唯不宜“悬”——传记作者所作推测,一定要有事实依据。也来举个例子。有种周作人传谈及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传主仍继续写作时有云:“八月二十六日写的‘小文’是《曲庵的尺牍》,在此之前,已经写有《饼斋的尺牍》与《实庵的尺牍》,这是第三篇。大概写文章也是‘山穷水尽’,无材料可写,只得抄抄亡友的来信卖钱了,其经济与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叹的。……几天以后,又写了一篇《凡人的信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周作人都能写作,这是他的特别勤勉处,也是一种特殊本领。也许是经济压力所致?那就有些可悲了。”这里提到“经济压力”,周作人当时日记确有变卖家什的记载;但查与周氏有些关系的杂志,如《古今》、《中和》、《求是》、《天地》、《逸文》、《留日同学会季刊》、《读书》、《同声》、《文史》、《风雨谈》、《杂志》等,从一九四四年末至抗战胜利,陆续停办;其自家主编的《艺文杂志》,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终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所载《无声老母的信息》(署名十堂),七月十五日《女声》第四卷第二期所载《佐藤女士的事》(署名知堂),是周作人这一时期最后发表的作品。抗战胜利至周氏被捕,他所写文章现存八篇,都是未刊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分别收入《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既然无从刊布,如何藉此“卖钱”;作者感慨“精神的窘迫”“可叹”、“可悲”,也就没有由头了。
我曾写文章说,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人角度与剪裁;(四)文笔。盖后三项皆以第一项为基础,而这正是我写《周作人传》的困难之处。我在序言中说:“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这里且略作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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