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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踪迹》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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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踪迹》黄平

基本信息

书名:《自我的踪迹》
作者:黄平
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时间:第1版(2018年8月1日)
页数:376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208153127
ASIN:B07GRVVYB6
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上海极具潜力的文学批评家,书写批评新浪潮。
★上海青年评论家的头一次集体亮相。
★作者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延展到对于文学与文艺的社会责任的讨论,作者选择的文本和作家极具代表性,对相关学科理论理解透彻,引用得当,全书逻辑清晰连贯。

作者简介

作者:黄平198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著有《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大时代与小时代》《贾平凹小说论稿》《“80后”写作与中国梦》《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等。曾获第四届唐弢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优秀论文奖。

目录

第一章“自我”的诞生

第一节“自我”的诞生 
第二节参与性危机 
第三节虚无与反讽 

第二章对于“自我”的管理

第一节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第二节对于“自我”的管理 
第三节从“劳动”到“奋斗” 

第三章幻城中的小时代

第一节没有差别的新美学 
第二节作为技术的文学
第三节幻城中的小时代 

第四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第一节拯救文学的先锋性 
第二节“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经典语录及文摘

自序
2017年最后一次外出开会是去重庆,住在重庆大学所在的嘉陵江边,清晨起来,窗外冬雾弥漫。打开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整理起这部书稿,推敲起一个什么书名合适。忽而想起大学毕业那一年,最后一次的旅行也是来的重庆,那是2003年的夏天,热到锋利的蝉鸣将往事切割得零碎。之后去北京去上海,恍惚间十四五年过去了。
我们这代人,可能特别放不下对于“我”的执迷。整理书稿时摸索自己近年来的所思所想,核心还是围绕一个历史化的“自我”在运转。在上一本书《反讽者说》里,我透过“反讽”这种美学形式,最终还是聚焦于“自我”的虚无感。而这本书,延续《反讽者说》,汇聚了最近一两年对于“自我”历史性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于当代文学的形式/精神分析,捕捉大河奔流的“改革”四十年来“自我”的踪迹。
由此书分四章,前两章集中于探讨“自我”如何诞生,如何管控;后两章讨论“自我”如何被征用,是否还有突破的可能。具体的每一节,我都是通过一部或几部作品分析来展开,这是文学研究者的看家功夫,但用在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上,我也知道难免显得寒酸与局促,最终不过是一些散乱的思考。
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各位老师的支持,本书得以入选“述而批评丛书”。本书章节都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按照发表顺序,感谢《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扬子江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各位编辑老师。同时,感谢世纪文景,感谢沈敏编辑认真细致的工作。
校订完书稿,诚实地说,作为作者我并不满意。具体篇章的问题自不必论,最为感慨的是一代人逼近中年,在整体的精神气质上,还是虚浮难定。从“油腻中年”到“佛系青年”,从“致青春”到“十八岁”,流行的花样翻来覆去,无非是对今日的自己惶惑不安。同样,这历史的风暴也在“我”的内部,我也是被裹挟的一个,踪迹踉踉跄跄,划出了限度所在。如何以比如文学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与安妥“自我”,恐怕是一代人漫长的工作。

2017年12月31日
上海二三书舍

第一节“自我”的诞生
一、“ 内在自我”的出现
1978年春,老作家骆宾基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住院,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骆宾基的忘年交: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工作的张洁女士,她也是契诃夫小说与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骆宾基在住院前和张洁聊起年初中央音乐学院高考招生的一则新闻,并鼓励张洁试着以此写篇小说。张洁将这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和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投稿一样,这篇小说被退稿。然而骆宾基比张洁更坚持,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再一次问起这篇作品,并把题目改定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张洁转投《北京文艺》试一试。果然,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并大获成功,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二十五部作品中名列第十一位,居于卢新华的《伤痕》之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
从此张洁登上了新时期的文坛。张洁本名董大雁,1937年4月27日生于北京。父亲董秋水出生于东北,参加过东北军。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请董秋水出任学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鲸文相熟,聂绀弩曾说董秋水“依周为生多年”。后来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协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1941年6月,周鲸文、端木蕻良开始主编一份新杂志《时代文学》,具体主编工作由端木负责,萧红也参与编辑。该刊一共出版六期,因香港沦陷而停刊。这个时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鲸文的刊物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骆宾基于1941年9月到香 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为朋友。也是在这一年,张洁随母亲来到香港寻找父亲,影影绰绰地留下对于这些作家的记忆。香港沦陷后董秋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骆宾基也来到桂林,长期住在董的家里。张洁渐渐和这位叔叔熟悉起来了,那时的张洁只是在经过糖果店时纠缠着骆宾基买糖,还不会预想到这位叔叔将在多年后给她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和骆宾基对于张洁的温情相比,董秋水则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1941年周鲸文参与创建民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张洁的回忆中:“他一直搞‘民盟’,在‘民盟’ 地位比较高。……他是希望走‘民盟’这条路线的。”热心于现世功名、在政界和文坛间徘徊的董秋水,渐渐将妻儿视为累赘。张洁回忆道:“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珍港事变’,我们逃难到内地,经过广西、四川,最后到陕西,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里,自己跑了。”最终董秋水和张洁的母亲在1940年代离婚,一个人去了北京,任三联出版社的编辑。沈昌文在自传中对于这位同事有过回忆:“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 祝贺的心情。”1957年“反右”期间,董秋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秦皇岛的青龙县,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秦皇岛,娶了第二任夫人,2009年去世。
由于父亲近乎遗弃了母女俩,张洁“小时候过着一种近乎 流浪的生活”,她和母亲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香港寻找父亲,又逃难一般从香港到内地,最后在1950年代来到辽宁抚顺。离乱之世,孤儿寡母,其间的贫苦与窘迫可以想见。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无字》中,张洁塑造了一个叫顾秋水的人物,出身于东北军,一心想当“上等人”,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驱赶妻儿以逃避责任。这明显是以董秋水为原型,父亲带给张洁的精神创伤可见一斑。
1954年张洁在抚顺读中学时,试着给骆宾基写信,开始两人常年的通信与交往。1956年张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这一年也是“人大”第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以往只招调干生),读完大学后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年张洁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回城,在这期间张洁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后来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孙友余,两个人逐渐发展出恋情。由于孙友余当时是有妇之夫,这段恋情闹得沸沸扬扬,孙友余最终离婚,与张洁在1983年结婚。
之所以勾勒张洁父亲董秋水与张洁本人的人生历程,原因在于张洁和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其他作家有所区别——她的写作带有高度的自叙传色彩,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表征。《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文学第一篇真正的“第一人称”作品。由于新时期文学依然承担着鲜明的政治性,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更为常见,《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无一例外都是第三人称叙述,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背后,是新时期政治对于叙述的把控。当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的1979年11月之前,在短篇小说领域也出现过不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按发表时间为序,大致有以下作品:莫伸《窗口》、刘富道《眼镜》、孔捷生《因缘》、刘心武《爱情的位置》、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嘉俊《独特的旋律》、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孔捷生《因为有了她》。这类小说大都是爱情婚姻题材,之所以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在于这类题材叙述上的便利——第一人称可以方便地表示出人物在爱情婚姻中的内心波动,比较典型的是刘心武《爱情的位置》中以女主角孟小羽为叙述视角的叙述。在以上这些小说中,承担叙述视点的“我”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受到隐含作者的高度控制,“我”说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话,而是在表达着隐含作者的意图。
只有回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与其他的作品相参照,才能真正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第一人称”意味着什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面这一句开篇:“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 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表面上,这似乎和以往的新时期爱情婚姻小说相似,以第一人称讲一个大龄女青年的故事,这个女性的爱情婚姻故事将最终落座在新时期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之中,这是被确定了的“爱情的位置”。然而,《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刚刚展开,作者就以一系列“内/外”的区分,悄然驱逐外在于“自我”的一切叙述。
首先是“身体/灵魂”的对立,作者安排了一位身体条件近乎完美的求婚者乔林:“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 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以往的研究几乎不关注乔林这个人物,大都泛泛地一带而过,然而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作为“身体”的象征,开启了小说叙述的反向运动。“我”对于“爱”的追寻,开始于对雕塑般的身体的厌弃。“我”在乎的是乔林能否回答“你为什么爱我”,而乔林对此讷讷无语。在此小说特地写了一个细节,乔林“抬起那对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过于发达的“身体”,过于稚嫩的“灵魂”,对于寻求“爱”的“我”来说,“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
这种“内/外”的辩证将“人”区别为“灵魂/身体”,为的是从“身体”所代表的外部回到“灵魂”代表的内部。查尔斯·泰勒在其巨著《自我的根源》第七章中,借助解读奥古斯丁的思想,深刻地分析过“内在的人”是如何出现的:“外在的是身体,这是我们与野兽相同之处,也包括我们的感觉,乃至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各种形象的记忆。内在的则是灵魂。奥古斯丁并不是仅仅以此描述一种内外的区别。对我们的精神来说,这种区别具有最重要的一种意义:从低到高的路,通过我们的 内在自我,这在方向上发生了关键的转向。”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种通往“内在自我”的关键转向,正是开端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文本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罕有的“向内叙述”:“第一人称”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叙述视角与叙述手段,而是文化上的以“自我”为中心。查尔斯· 泰勒认为“内在的人”必然伴随着“第一人称立场”,他所谓的第一人称立场意味着:“如我所知的世界是为我 而存在的,我体验、思考它。它对我来说有意义。”这种观念认 为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的领域。查尔斯·泰勒的分析准确地解释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奥秘:在这个文本中,“我”的内在性也即现代意义上的“内面的人”,是文本分析与形塑的对象。
因此,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发生在母亲那本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笔记本之中,小说叙述实际上是发生在“自我”内部的对话。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与“母亲”的对话,更表现为“我”通过对于母亲的“回忆”来完成自我认识与自我教育。如同李建立的梳理:“讲述母亲的故事之前,‘我’是一个面对人生困惑的青年,总想辩驳而又不断退让;讲故事中,‘我’一直是一个不解世事的儿童,说话幼稚,仅仅对成人世界有着好奇,却无法解释;讲故事后,‘我’成了一个可以告知别人 如何行事的人,开始大声辩驳,滔滔独白。”“我”之所以经由“叙述”获得“成长”,对于外部世界有所指教,正在于通过“爱”确证了“自我”的合法性。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爱”不仅仅是两性之爱,而是一处意义的空间,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内在性”的一面得以显露,“外在性”的一面显得虚弱而不真实。对于叙述人“我”而言,“内在性”的“爱”远比外在的“法律”与“道义”更为牢固与坚 实。“内在自我”成为一种更高的人性向度。经由“内/外”的辩证剥离——首先剥离出身体,其次剥离出社会关系——“自我”不断向深处下潜,最终“自我”的内在性成为独立的对象。
诚如查尔斯·泰勒的分析:“这种第一人称的自我转向,对于我们通向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通向上帝的一步——这对于我们理解道德的根源开创了新的理解,我们 整个的西方文化正是建基于此。”
既然通往天国的道路要通过内在的自我,“意义”的等级秩序由此得到重写。在小说中原来维持老干部与妻子的“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爱”,“爱”只是和“自我”的“内在性”相关。这样的“自我”跨越一切束缚,最终走向天国,母亲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 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西方式的、现代式的“自我”,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终于历史性地出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后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说,比如当下泛滥开来的小资文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张洁。当时的批评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李陀有一段分析今天看来很有见地:“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里,作家把对人物内心生活的表现上升为首位的、主导的东西,小说的其他艺术要素,都降为从属的东西。因此,小说表现和描绘的一切,都带有叙述者兼主人公之一的‘我’的主观感情色彩;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回忆、议论都不再是传统小说写法中的客观描写和叙述,而是‘我’ 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张洁来说,她之所以在1979年写出这样一篇小说,除了以她所热爱的契诃夫小说为代表的19世纪文学的影响外,主要来自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她对于“父亲”式的男性的渴望,以及与比她大22岁的孙友余满城风雨的婚外恋。精神分析是反历史的,但又吊诡地被历史所征用。在不断变得“现代”的新时期的起源阶段,历史的逻辑决定了“内面的人”或迟或早必然在文学中出现,张洁的精神创伤症候性地呈现了“自我”的内在深度。
故而张洁的作品呈现出仿佛彼此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精神自传,一方面是社会史料。就张洁本人而言,她既把作品 视为“灵魂的自传”,同时又将《爱,是不能忘记的》看作是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她这段话很有名: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统一:这是努力挣脱社会关系的“自我”。张洁对于恩格斯的阅读是明显的误读,她引用的恩格斯这句话来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联系上下文乃至于全书的宗旨,恩格斯始终在生产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定位家庭关系,对于家庭关系展开高度历史化的分析,推导出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文本,而张洁以相反的维度阅读,在她的解读中,“爱”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一种本质化的对象,由“爱”所铭刻的“内在自我”由此跨越一切障碍。
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完成叙述的那一刻,它的开篇被颠倒了:共和国已不年轻,而“我”却是崭新的。这样一种新颖的“自我”在新时期的起源阶段大受欢迎,《爱,是不能忘记的》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黄秋耘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激动地谈道:“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 己的生活呢?”王蒙则准确地指出张洁的“爱”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小说的主题不是指导恋爱婚姻:“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是自由驰骋的吗?”
这种新的“自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传统的左翼批评家的注意与焦虑。“自我”总是和“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认同”的危机。故而李希凡等批评家在1980年展开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阻击。李希凡从保尔·柯察金的感情谈到《刑场上的婚礼》,试图将凭借“爱”脱缰而出的“自我”重新予以控制:“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的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李希凡也注意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将通过“天国”的道路转向了内在自我,重构了意义的等级秩序。有意思的是,李希凡也构建了他心中的“天国”,将上帝的位置留给了马克思:“‘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 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李希凡等人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批判,在1980年掀起了一场议论,《文艺报》《光明日报》《北京文艺》《读书》《文汇增刊》《雨花》等刊物牵扯其中,晓立(李子云笔名)、戴晴等发表了支持张洁的文章。就当时的文化氛围而言,李希凡等人的观点是少数派,刘锡诚回忆过《文艺报》同仁刊发李希凡评论时的心态:“对李希凡否定她的小说的文章,实在是左右为难,从心眼里不想发。编辑部不少同仁认为,李文是教条主 义文艺批评的一个代表。”对于这场讨论的一个小结,是《文艺报》1980年第8期发表的《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来稿综述)》,文章以“群众来信”的方式罗列两方面意见,但倾向性隐含其中:“但总起来看,少量来稿赞同李希凡、肖林的意见, 绝大多数来稿是与这两位作者商榷的。”
这场论争的胜负,不依赖于论者的理论水准,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转型所决定。在张洁写作的同时,《婚姻法》的修改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和1950年的《婚姻法》相似,在社会发生剧烈转型时,社会关系的转型往往首先落在婚姻关系上,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婚姻法》的确立与修订。1978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朱德夫人)向中央建议修改1950年版的《婚姻法》,经中央批准后成立以康克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先后邀请上百位专家展开修订工作。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新法于198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该法在当时引发争论的,在于第二十五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
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感情破碎”即“予以离婚”,反对的一方认为这有违“道德”。似乎是要为《婚姻法》的修订提供一个佐证,1980年5月遇罗锦(遇罗克的妹妹)以“没有爱情”为理由,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离婚,一时间惹起轩然大波,成为轰动全国的热点事件。最终,1980年的《婚姻法》以“法”的形式深刻保障了“感情”在“婚姻”中的最高属性,“自我”的“内在性”得到承认。
有意味的是,在当年的辩论中支持新婚姻法的一方,援引的正是张洁引述的恩格斯这句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双方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认知与历史逻辑。以爱情婚姻为抓手,在“自我”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新时期的地平线时,张洁最早地预言并讲述了这一切。诚如曾镇南在当时的感喟:“在婚姻法的这一页掀开之前,也就是1979年9月,已经有一个女性以她的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从文学领域里刮起了一阵清风,更新了人们对爱情的观念,正是这阵清风,作为尔后 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在延续)的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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