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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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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正午故事

基本信息

书名:《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丛书名: 正午系列
作者: 正午故事
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6年5月1日)
页数:304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16810019,7516810010
ASIN:B01FF7IHDY
版权:北京贝贝特

编辑推荐

1、《一瓢纽约》《侠隐》作者张北海撰文“写给正午的话”,寄语第二期《正午》;李霄峰、小河强力推荐。
2、坚持原创的非虚构平台——正午拥有强大的编辑团队和作者队伍。每篇文章都从采访、写作到后期编辑,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转载成风的新媒体,正午坚持原创每一个故事。我们相信只有生产内容,才能走得更远。
3、寻找被忽视的故事——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但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主要的故事,是关于财富和成功的故事,我们试着抵御这种单一。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是“不像新闻”,但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在本期《正午》,您能读到几个这样的好故事:专注于钟表的上海老头、专注于电影梦想的年轻人、专注于音乐的小河。
4、优秀的旅行文学——我们希望以匆匆走过的方式描写出人事的固定感,让文字更深入,也更具思辨性。正午一直在发掘优秀的旅行文学作者。本期的赋格和胡月,带来两个故事。一个来自柬埔寨,一个来自西藏。
5、个人史、口述史的方式——长久以来,口述史的意义在媒体中是被淡化的,我们期待个人史能成为正午的一个亮点,记录个人回忆的同时,也记录时代。本期呈现的是个年轻人的回忆,骑着三轮去青海的公路片段。

名人评书

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devilisinthedetails)。
——张北海

人都有虚伪的一面,虚伪用来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体面。叶三很厉害,把我的体面一扫而空,以至于她写的这篇《失败者之歌》面世之后,我觉得自己赤条条地暴露阳光底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习惯了真实而不是虚伪,你就会在阳光下直起腰来大步行走。后来我听到很多声音告诉我,看完她的文章,觉得做电影是件了不起的事。后来我写了句话送给叶三:三爷笔下,不留活口。不留什么活口?当然是不留情面给我们虚伪的那部分。——李霄峰

正午,是一天当中阴影*小的时候。感谢他们,用文字缩小着生命的阴影。
——小河

作者简介

正午致力于故事的发现和实现,希望能避开热点和头条,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这些暗藏于时代浮层之下的故事,将交给一群拥有才华和激情的作者去叙述和记录,并以*合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有些是文字,可长可短,有些是影像和美术、音频或其他多媒体。正午拥有自己的网站,微信公号,以及定期出版的纸质书MOOK。我们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流传下去。

目录

前言
【写给正午的话】
五台山下金岗库——三十年后
【特写】
时间的工匠
失败者之歌
沮丧的法官
疯子遇见佛陀:小河的“音乐肖像”
【随笔】
柬北无战事
外婆,以及远去的世界
县城人生
我与科幻世界
【玩物】
沉默的竹夫人
我,机器人
此地不宜久留
【个人史】
饭来张口去青海
【视觉】
十三个摄影师的旅途瞬间
【访谈】
张北海:只愿侠梦不要醒
吴靖:互联网越发达,言论越少
【故事】
一个山西青年的任逍遥
环球邮轮
六百余中国人的“甜蜜生活”
风雪聂拉木

经典语录及文摘

正午的话

文|郭玉洁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溶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的话

文|郭玉洁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溶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时间的工匠
文|郭玉洁


李方乐个子瘦小,脑袋比起身子来,大了一号,脑门尤其大,前额鼓出一块,在灯光下发亮,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虽然已经72岁,但是走惯长路,行动十分敏捷。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他并不直视,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一样一样,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年轻时,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极有分寸。每次见面之前,一定会电话确认,提前五分钟到。热情,却也绝不过分。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
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生活过得简单。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他*大的娱乐,就是看展览。
每年年初,李方乐请经理上网,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他挑出自己喜欢的,打印出来,依次去看。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机床、模具、太阳能、自行车……一般免费,只有一次,李方乐花一百块,看了一场游艇展。同事见他喜欢,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觉得很没意思。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李方乐也看了。抽象画么,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
2014年,李方乐看得*过瘾的一场展览,是卡地亚的钟表展“瞬息·永恒”。
十年前,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钟表很少,只占一个橱窗。李方乐看到一座钟,形似大门,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撑起底座和门檐。看标识,这座钟叫做“门廊”。让李方乐奇怪的是,一般来说,时针分针背后,总能看到机芯,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后面空无一物。随便李方乐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
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李方乐才知道,这是卡地亚著名的“神秘钟”。这座钟的奥妙在于: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把指针固定在水晶表盘上,成为整体,当机芯连接表盘,带动表盘整体转动,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库埃(Maurice Coü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当时,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围着神秘钟,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很长时间内,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
一百年后, 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连看了三天展览。
2014年,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不用说,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这年夏天并不很热,霾却比往年严重。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至今仍留着高耸的烟囱,作为标志。世博会期间,电厂改建为法国馆。世博会结束,荒废了两年之后,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年晚些时候,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与此相关的展览“九级浪”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览,单是“神秘钟”就来了十座。李方乐进了珍宝库,眼睛都要不够用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宝石镶嵌、倒角、机芯组装、珐琅。其中,宝石镶嵌、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机芯组装也还好,只有倒角,李方乐*感兴趣。
倒角,简单来讲,就是打磨机器零件。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高档钟表,零件无论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镜子,边缘像一道光。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机械与美呈现一体,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道工艺虽有机器,却由手工操作,全凭耐心和经验。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他想,未来也许用得到。
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因为演示结束后,一般观众都问:这块表能卖多少钱?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这用的是什么工具?能不能让我看看?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瑞士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更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6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支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三百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使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1]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复杂*现代的工作。相反,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
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之后,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聪明、技术*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样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支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形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他说。*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泳麟创办。钟泳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泳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每天一块,一年不会重复。
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迷住了。他退休后,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有钱,此事也不难。可是有一次,在拍卖会上竞拍时,他*后差一口气,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大班生了一场大病,幡然醒悟,连开两场拍卖会,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李师傅说:“彻底解脱了。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
月薪两千多块的退休工人,谈着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却丝毫不令人觉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怀表、腕表一直是有钱人的财产,阔太太小姐的首饰。“一战”后,尽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档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珐琅、镶钻,向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李师傅却用这个故事,想说明名钟名表背后财富的虚无,没有也罢。他*在乎的是:这些机械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从钟表爱好者,李师傅*终走向了制造者。
李师傅决定做机芯之后,很少告诉别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别人笑话。你也能行吗?他怕别人这样问。尽管第三只机芯走动了,但走了几天,又停了。有时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劳力士,你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决定再拿出一年时间,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师傅也清楚,自己的机芯,只是个人的玩具。把机芯改变形状,重新排列,在钟表行业,也只是简单的、已成型的工艺。至于更复杂的功能,只能望洋兴叹了。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尽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对着满室的名钟名表,他觉得自己的机芯,好比丑媳妇,难见公婆。
然而谈论这些复杂的工艺,仍然是李师傅*开心的事。比如积家的“空气钟”,利用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作为动力的来源。“相当于永动机了。”他赞叹。
还有“三问”。何为“三问”?报时,报刻,报分。李师傅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杂志,大半本杂志包着一个“三问”的简易机芯,机芯旁边写着12:59—一天中数字*多的时刻。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钥匙扣电池,小心地放进去,压上开关。
“叮,叮,叮……”杂志的小洞里传来了12下声响。12点。
“叮咚,叮咚,叮咚。”李师傅伸出三个手指,示意这是三刻。
“叮,叮,叮……”报分的声音与报时相同,却要高八度,听起来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身后是一排排电脑。通常,我们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开手机,看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时间。人类曾经努力将时间实体化,在小小的表壳内玩弄炫目的把戏,穷尽了心思。以至于今天,钟表已难以再有技术创新,只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样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再看表,更不问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许李师傅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懂电脑,让他在制表时很吃亏,现在学,也来不及了。李师傅说,时间已经在倒数了。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杂志边一直凝神在听的李师傅抬起头,说:“这是12点59分。”
编者注:
[1]钟表里的弹性元件,用以控制摆轮做等时往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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