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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宋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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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宋以朗

基本信息

书名:《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作者: 宋以朗
符立中(编者)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3年1月1日)
页数:195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13305860
ASIN:B00B1ONIYO
版权:新经典发行

编辑推荐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内地首次大规模的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全纪录,海内外张爱玲研究专家讲解导读张爱玲作品,不同角度、深入浅出,解析文字背后那个真实的张爱玲。

名人评书

记得《重访边城》有几句话是这样的:“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完全可信手拈来当作我对张爱玲的赞美。为了这份心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编辑出这本张爱玲纪念文集,献给她的读者,以及——TheOneAndOnly的张爱玲
——宋以朗

媒体书评

记得《重访边城》有几句话是这样的:“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完全可信手拈来当作我对张爱玲的赞美。为了这份心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编辑出这本张爱玲纪念文集,献给她的读者,以及——TheOneAndOnly的张爱玲。

——宋以朗

作者简介

陈子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张爱玲等重要作家的遗作发掘、整理、研究。
苏伟贞:作家。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以《红颜已老》《陪他一段》《沉默之岛》等小说饮誉文坛,著有各类作品十余种,张爱玲相关研究著作有《孤岛张爱玲》《长镜头下的张爱玲》等。
止庵:学者。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张爱玲全集、张爱玲外集主编。
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并编校《周作人自编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等。
宋以朗:张爱玲毕生挚友、翻译家宋淇与宋邝文美之子,现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致力于张爱玲文学遗产的保护与整理。
编有《张爱玲私语录》。
杨联芬: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著有《晚清至五四》《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小说导论》《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等。
马家辉:
作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著有《爱恋无声》《江湖有事》《死在这里也不错》《在废墟里看见罗马》《日月》《明暗》《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暧昧的瞬间》《温柔的路途》等。
郝誉翔:
作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为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小说集《那年夏天,最宁静的海》《初恋安妮》《逆旅》《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散文集《一瞬之梦:我的中国纪行》《衣柜里的秘密旅行》等。
符立中:
乐评人,从事张爱玲、白先勇影剧作品研究。著有《绝世歌声的传奇》《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歌剧派》《黑须马偕:一部歌剧的诞生》。
陈建华:
学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与李欧梵合著)及散文集《去年夏天在纽约》等。
吴福辉:
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著有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散文
《京海晚眺》等。
格非: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春尽江南》,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散文集《塞壬的歌声》《格非散文》《一个人的电影》等。

目录

序我看,看张
缘起
第一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第二场张爱玲的双语创作
第三场张爱玲与视觉艺术
第四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附录张爱玲大事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我看,看张
宋以朗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也正是这个九月,张爱玲去世十五周年。我想借此时机总结一下近年她几部遗作的出版概况,也分享一些个人感受和观察。
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鼎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她的遗稿究竟应否出版呢?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这里有两派互不兼容的意见:一派主张毫无保留地出版她写过的每一个字,另一派则认为她生前没有发表的,就应该永不发表。这显然是一个顺得哥情失嫂意的两难处境。
表面上,两类意见似乎公婆有理,但只要细心一想,便不难发现两者隐含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不单关乎“出,抑或不出”,还涉及“选择权属谁”的问题。把手稿出版,选择权在你,你喜欢就去读,不喜欢就不要读,你有的是自由。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张爱玲在世时,旁人(如出版商、朋友、经理人、“张学专家”、政府机构、读者等)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至有些作品至今大家都看不到,名字亦不见经传。我则宁愿公之于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由我自己越俎代庖地做最后审判。
出版理由不必再絮絮叨叨地复述了,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几部遗作出土后的读者反应。首先是二○○八年出版的《重访边城》。一九六三年,张爱玲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英文游记AReturnToTheFrontier,记述她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造访台湾和香港时的见闻,惜反响不大。一九八二年后,她根据这游记以中文重写一次,就是这篇《重访边城》了。说的尽管是同一件事,但中、英版本却耐人寻味地有很大差别。对这篇迟来的“译作”,外界反应不算热烈,即使写的就是台湾、香港,但两地也只有些零星回响,未免令人失望。是因为作者笔下的六十年代已太遥远吗?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我至少提供了一个选择给大家。
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反而对张爱玲的“翻译”手法更感兴趣。一九七三年,我爸爸宋淇曾在《文林》月刊发表一篇《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文章内仔细比较了
StaleMates与其“中译”《五四遗事》的写法异同后,竟然得出以下结论:张爱玲做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翻译,而是运用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来“再创造”。读《重访边城》时,我的取向跟父亲可谓不谋而合,更发现《重》文对英语原作的增删还要比《五四遗事》多得多。
可惜的是,我至今仍未见有评论者对AReturnToTheFrontier和《重访边城》两文,做过像我父亲那样的对照研究。现在轮到万众瞩目的《小团圆》。它在二○○九年一出,立即抢尽风头,能够同时雄霸两岸三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是罕有现象。至于此书出版后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三波”表述。第一波涌现时,即使没有谁真正读过此书,很多人却已迫不及待发表伟论。这些意见的主调就是非议出版,有的更劝人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
到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之余,自觉严肃的论者总不忘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祖师奶奶的作品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压场,娱乐版八卦就会自动升格为文学史点评。至于第一波的负面论调,在这阶段注定就要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难道要把行动升级为上街抗议?第一波的参与者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出路。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这阶段的评论者不再为《小团圆》的角色对号入座,而是回到文本之上,深入探讨作者的文学技巧,具体分析其早晚期风格,以及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但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你罢读《小团圆》,就不可能对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做任何严肃研究,可以说,“张学”的领域从此便没有你的份儿。
二○一○年才出版的《异乡记》则是一篇未完稿的散文,它详细记述了作者一九四六年从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时的途中见闻。早在五十年代,张爱玲曾对我母亲宋邝文美说,《异乡记》是她“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又说“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参考《张爱玲语录》,已收入《张爱玲私语录》)。是因为别人不要看,所以她才放弃发表?据我猜测,她不出《异乡记》的理由,很可能是怕它会触动某些读者的神经,牵起新一轮针对其“汉奸妻”身份的围攻。
《异乡记》在港、台发表以来,反应始终不算热烈,是读者对四十年代大陆的农村生活不感兴趣吗?我不敢断言。《异》已于大陆出版,话题较为热烈,原因跟《秧歌》有关。在《遥寄张爱玲》中,柯灵批评《秧歌》写得坏,说其“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理由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也许因为柯灵的一锤定音,《秧歌》在大陆便一直没有出版。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异乡记》出版便有一重大意义:为《秧歌》平反。为什么呢?第一,《异》是张爱玲在旅途上的札记,反映了她对农村生活的第一身经验,柯灵所谓“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显然不符事实。第二,这许多关于农村的描写,后来都被作者插入《秧歌》之内,于是《秧歌》便不能说是作者闭门造车的“虚假”之作,柯灵的讲法亦因而失去信服力了。《异乡记》在大陆出版,究竟能否推翻《遥寄张爱玲》的严厉批判呢?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二○一○年七月,《张爱玲私语录》率先在港、台出版。这部书收录了我父母宋淇、邝文美写张爱玲的两篇流传不广的旧文,再加上最新增订的《张爱玲语录》足本(共三百零一条)和他们三人的书信选辑,共四部分。大概是内容与体裁不够大众化——毕竟张爱玲是以小说见称——迄今读者的反应也只是不冷不热而已。
但我出版此书,本不志在卖它一百万本,而是要影响张爱玲的传记作者。我看过每一本我能买到手的张爱玲传,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草草略过她在美国的四十年生活,也忽视了我父母跟她的密切关系。这些作者不一定马虎了事,也不是要存心作假,他们只是欠缺资料。结果如何?举一个显例:名编剧王蕙玲写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以张爱玲的事迹为主题,但全部剧里宋淇就仅仅出现三秒钟,沦为不折不扣的快闪党。王蕙玲不是不做功课,而是她参考的传记和相关文献都有大量漏洞。《张爱玲私语录》就是要炼石补天,相信从今以后,没有一个认真的张爱玲传记作者可以无视此书。
现在要谈谈《雷峰塔》和《易经》。这两部书原是六十年代时张爱玲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分别题作TheFallofthePagoda和TheBookofChange。当时没出,是因为被美国出版社拒绝了。《雷峰塔》写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节背景类似《私语》《童言无忌》《小团圆》童年部分和《对照记》,但内容更丰富;《易经》主要写港战时的大学生涯,可视为《烬余录》与《小团圆》港战部分的加长版。出这两部小说,不仅为其文学价值,我也考虑到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二书既加深了我们对作者早年生活的了解,也展示了她六○年代初在美国的创作成果。
由于很多读者不谙英语,中译是必需的。两部译作问世后,翻译的情况成为讨论焦点。这里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一,按照张爱玲的一贯作风(请参考她“译”出来的《五四遗事》和《重访边城》),若两部英文小说是由她亲自翻译,出来的效果恐怕会跟现在的直译迥然不同,但不要忘记她享有“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只要她心血来潮,平平无奇的原文也可“译”得有声有色。二,你也许可以把某些段落用“张腔”重新翻译,但那又如何呢?事实是,你到底不是张爱玲。
几部遗作都分别讲完了,可以交代一下以后的出版计划。其实很简单:张爱玲的所有重要著作已经出齐,她和我父母的书信全集则正在整理,预计一两年内可以出版。至于张爱玲留下的其他遗稿,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少帅》(YoungMarshal)是英文小说,有七十六页,讲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只有开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开这些人物。
这个小说除了人物复杂外,也有弊端,因为事实无法避免,若将小说人物改成负面,会涉及诽谤。同时,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Visiting),我觉得出英文版没意思。《华丽缘》是《小团圆》的第九章,写一个人在乡下看大戏,英文小说与中文没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与英文版的情节中间是不一样的,英文版没有销路,卖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后,她离开加州大学,在一九七四年开始想重写《色,戒》,就写信给我爸爸说出她的想法,将第一稿寄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觉得不行,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的。张爱玲同意我爸爸的观点,便将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加了很多情节。
还有些不太有意义的小说没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个作者麦卡锡,所以还不能出版。小说里面校对的字迹,是张爱玲的。
最后,我想回应一个很多人都曾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张爱玲要不断重写同一些人同一些事?难道她江郎才尽,唯有老调重弹?不妨举些实例来说明,有一段文字广为传诵,曾以不同形式在张爱玲笔下出现,是这样的:
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
——《张爱玲语录》,一九五五
祖父母却不会丢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不反对,也不生气,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易经》,一九六五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小团圆》,一九七六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
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对照记》,一九九三
不错,张爱玲是在不断写同一件事,但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她写作时的情景。第一次其实是跟我母亲的对话,或她写在私人笔记上,再由我母亲抄录,原意可不是用来发表的。第二次见于被出版社拒绝的《易经》,第三次则见于她为了政治因素而放弃出版的《小团圆》。长此下去,用她的口吻来说,“这些句子就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脑子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所以“出版要趁早呀”——在一九九三年,亦即她死前两年,这些句子终于赶得上在《对照记》中开花结果。尽管是第四次写,但当时全世界都是第一次看,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希望大家还留意另一个事实:她的“重写”其实是重新写,而不是重复写,每一次重写都是渐次前进而非原地踏步。看上面的第一例,作者是抽离、冷静的,语调像验尸报告般客观,又像警世谚语般超然。第二例渐趋个人,且引入了祖父母和他们的态度(不反对,也不生气)。到第三例,作者更进一步表白“她爱他们”,点出了自己的感受。第四例则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间那最重要和最动人的关系:“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每一次重写都透深一层,那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的灵魂探索,在穿越千回百转的幽深洞穴之后,终于豁然开朗,抵达了太古的桃花源。正因为明白了这些往往藏着重大启示的细节,阅读和重读张爱玲才一直带给我无穷乐趣。记得《重访边城》有几句话是这样的:“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完全可信手拈来当作我对张爱玲的赞美。为了这份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编辑出这本张爱玲纪念文集,献给她的读者,以及——TheOneAndOnly的张爱玲。

版权页: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宋以朗

插图: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宋以朗

在谈到她的作品所受的影响时,张爱玲开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
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
《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
其中,《二马》和《离婚》是老舍的作品。《日出》则是曹禺的名剧,张爱玲对《日出》印象颇深,曾在后来的创作包括长篇《小团圆》中数次提及。在谈到她读些什么书时,她又说:
读S.Maugham,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
唐诗,小报,张恨水。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
把张爱玲早期的这些“自白”与《张爱玲私语录》所记录的、以及后期的英文《自白》所“解释”的相对照,显而易见,她对自己文学视野的表述是一以贯之的。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十分开阔,许多具有“洁癖”(东方蠛蝀语)的新文学家不屑一顾的(即便提到也是全盘否定),像《海上花》,像上海小报,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张爱玲不但不拒绝,而且都有所涉猎,有所研究,有所体会。她“熟读”《红楼梦》,后来产生了《红楼梦魇》;她“熟读”《海上花列传》,后来产生了国语本《海上花》和英译《海上花》,更不必说这两部文学名著对她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她后期所作的洋洋长文《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等,则进一步说明她不仅关注当时西方的通俗文学,而且对历史学、社会人种学、语言学等学术著述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恐怕是兼收并蓄做得格外出色的一位作家。
探讨张爱玲的文学视野,更不能忘记张爱玲对新文学的阅读、接受与评判,尽管她的接受完全是张爱玲式的,决不人云亦云。张爱玲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自己与鲁迅有什么精神上的渊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鲁迅一无所知,恰恰相反,她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中一再引用、借用或者发挥鲁迅的话,从早期的《炎樱衣谱》到后期的《谈吃与画饼充饥》《四十而不惑》等等,还有她接受研究者水晶采访时所表述的,莫不如此,包括鲁迅晚年翻译的《死魂灵》和另一篇甚为冷僻的小说《贵家妇女》(苏联淑雪兼珂作),她都注意到了。至于她的小说在创作理路上与鲁迅有相通或暗合之处,更是目前研究者深感兴趣的课题。所以,若说张爱玲对鲁迅作品下过一番工夫,应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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