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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上》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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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上》余光中

基本信息

书名:《分水岭上》
作者: 余光中
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第1版(2014年2月1日)
页数:256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7512506295,9787512506299
ASIN:B00ICYACF4
版权:华文天下

编辑推荐

余光中最经典、最权威作品,套装全8册、大陆首发
“阴阳一割,昏晓两分,抒情与评论不再收在一起。”《分水岭上》是余光中先生的本评论文集。
余光中先生的这本评论文集,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二十年后,作品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显然经得起时光的浪淘,没有被文学史淘走。

作者简介

余光中: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目录

新诗
徐志摩诗小论002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013——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024——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032
古典诗
连环妙计046——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054
重登鹳雀楼059
三登鹳雀楼064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074
马蹄鸿爪雪中寻078
苦涩的穷乡诗人087——R.S.托马斯诗简述
白话文
论中文之西化096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115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127
小说
断雁南飞迷指爪150——从张爱玲到红卫兵带来的噩讯
红旗下的耳语170——评析金兆的小说
从逃避到肯定201——《毕业典礼》的赏析
综论
分水岭上206
选灾208
给抓到小辫子211
横岭侧峰面面观214——论作品中词性之变换
诗的三种读者219
亦秀亦豪的健笔222——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缪思的左右手233——诗和散文的比较
后记255

经典语录及文摘

新版前言
《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定论”,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起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从《左手的缪思》到《青青边愁》,我的六本散文集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便是体例不纯:把抒情的和评论的文章收在一起。从今以后,我的这两种文章决定分开来出书了。这本评论文集叫做《分水岭上》,也表示从此阴阳一割,昏晓两分之意。
本集的二十四篇文章,除《青青桂冠》因专论香港青年诗人而只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刊出之外,均先后在台湾的报刊发表。《苦涩的穷乡诗人》、《从逃避到肯定》、《给抓住小辫子》、《亦秀亦豪的健笔》四篇,都是1980年夏末我自港回台以后的作品。《分水岭上》一篇,则是我1979年底应成功大学之邀回国演讲时所写。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是香港一个笔会上的演讲稿。《从逃避到肯定》是去年为联合报评审短篇小说所发表的评审意见。《缪思的左右手》是去年时报文学周的一篇演讲稿。至于《红旗下的耳语》及《亦秀亦豪的健笔》两篇,则是分别为金兆先生的小说集《芒果的滋味》和张晓风女士的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而写的序文。这些文章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不是什么应酬之作。
从1977年底到现在,只有这么长短不齐分量不等的二十四篇文章,不能算是丰收。不过,三年多来,从《北欧行》到《我的四个假想敌》,也发表了七篇抒情散文,只等同类作品再多几篇,便可分别出书。
——1981年3月于厦门街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新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迄今名诗人已经很多,而大诗人仍然渺渺,论者每以新诗“成绩欠佳”来责备诗人。六十岁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学史上,却不能算长。唐开国百年,才出现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国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欧阳修开始写诗的时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历史;等到王安石、苏轼出现,那就更晚。六十年来,我们的国势不比唐宋,诗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贤?
有人会说,尽管如此,为什么小说的成绩要比诗好?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小说的传统比诗浅,对后继者的压力和束缚也比诗小:相比之下,新诗对旧诗更是“突变”。第二,旧小说用白话文已成传统,新小说发轫之初,在语言上只是“渐变”。新诗用白话文,在语言上和旧诗不能衔接,在格律上要挣脱旧诗,又要引进外国形式,一时难以调整。第三,在古代,写诗是读书人必具的修养,进可以应科举,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时,写小说和写戏曲一样,都是儒者闭门自娱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说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取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稿费又高,市场又大,不但成为报刊争取的对象,更有征文重奖加以鼓励,即使电影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致使论者与作者辩论不休,争而不决。这中间,有的是纯文学的问题,有的还涉及政治意识,更形复杂。以下且就三个最迫切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众化的问题。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长此以往,中华恐成无诗之国。其实六十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得上大众化的,还是唐诗宋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政治进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传播工具商业化之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陆三十年来的“诗教”,抵不住邓丽君的一匣录音带。
大诗人也不见得就能大众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像“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地,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楚辞则绝少此种现象。
一般人口中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少知音,但迄今千余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又如梵高,生前只有三五知己,画都卖不出去,身后却家喻户晓,名重艺坛。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直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大众化”起来。
大陆的文艺最爱讲大众化,但是江青揠苗助长的那些“小靳庄”诗歌,现在恐怕已随她的样板戏销声匿迹了吧。我认为让所谓无产阶级也来写诗作文,本无害处,但要自发自然,像“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的民歌才算天真可爱,否则即使是农民写的,却一味忆苦思甜,颂德歌功,岂不成了新式的“应制诗”?所以那些诗,只能当做政教合一的工具,写字造句的练习,不能美其名曰文艺。那样的东西只能当做“政治运动的消耗品”,用完便丢,绝不耐久。那样的大众化,只有大众,没有化。
在古代,诗的创作受科举的鼓励,有音乐的推广,又是读书人之间交际唱酬的雅事,因此诗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现在的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各行的专家学者各有所长,不再像儒家那么强调通才,更无须在吟风弄月上附庸风雅,唱酬之事已成绝响。教育制度也不再要求考生写诗:连文章都写不通了,还写什么诗呢?至于诗与歌之相结合,民国以来也未见复苏,但近五年来台湾有所谓“现代民歌”兴起,其歌曲往往取自名家的新诗,或由年轻的作曲人自撰,比起流行曲的词来,境界自高。这种“现代民歌”颇受知识青年欢迎,唱片的销数也可观,可谓大众化的一个途径。
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大众化呢?如果中学生都读过就算大众化,那么中学国文课本里选的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也可谓大众化了。如果诗集有几千册以上的销路就算大众化,那么台湾至少有半打诗人可谓大众化了;一本诗集出版不到一年就告再版,这情形在台湾屡见不鲜。至于真正的大众,他们有流行歌词已经满足。不少诗的读者,终身俯仰于古典诗的天地,吟咏之乐无须他求;新诗人无力与古典诗人去争读者,也是理所当然,谁能要求六十年之变去颉颃三千年之常呢?对文学要求漫无止境的大众化,似乎不切实际。不如低调一点,要求“小众化”吧。
其次谈到散文化的问题。这问题也牵涉到诗的大众化,因为有人认为诗句如果长短不拘就像散文,又认为诗如果散文化就不便背诵,不便背诵就不能普及,也就是不能大众化。这话对了一部分,但不全对。一般人说到中国的古典诗,心里所想的往往只是形式整齐的律诗绝句,而不是古诗,尤其不是句法参差的古诗。近体平仄协调,句法整齐,韵脚固定,最近于歌,而一般人观念之中,诗,就是歌;对于新诗的要求,也就类比。
其实中国的古典诗中,有许多作品都是句法不拘的,如果像新诗一样分行排列起来,便显而易见。例如《离骚》的首段: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再看乐府《敕勒歌》: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再看苏轼的古风《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
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
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
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
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
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
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
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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