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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 詹姆斯·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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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 詹姆斯·乔伊斯

基本信息

书名:《都柏林人》
外文书名:Dubliners
丛书名: 译文双语系列
作者: 詹姆斯·乔伊斯
王逢振(译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2年8月1日)
页数:528页
语种:简体中文,英语
开本:32
ISBN:7532758443,9787532758449
ASIN:B008LT8HXE
版权:上海译文

编辑推荐

《都柏林人(双语珍藏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作者:(爱尔兰)乔伊斯

目录

都柏林人
Dubliners

经典语录及文摘

詹姆斯·乔伊斯(JamesAugustineAloysiusJoyce,1882-1941)是爱尔兰作家,现代主义文学大师,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郊区拉斯加尔,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苏黎世逝世。
乔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收税官,起初家境相当舒适,但由于父亲热衷于政治,退休后又染上酒瘾,家境开始衰败,乔伊斯不得不一度辍学,后来进入一所免费的耶稣会走读学校。1898年,他进入都柏林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学习多种外语,以便阅读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作品。1902年大学毕业后,他结识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乔治·莫尔、约·米·辛格等人,但他与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观点也不一致,后来甚至强烈地反对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指责叶芝迎合低级趣味。此后他离开爱尔兰到巴黎,以教英文谋生。不久,他母亲病危,他又回到爱尔兰。其间他爱上了爱尔兰乡村姑娘娜拉·约瑟夫·巴纳克尔。1904年,他们在朋友的资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结婚。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辛,辗转于法国和瑞士,没有可靠的职业。1905年他们到意大利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弟弟,靠弟弟的帮助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5年乔伊斯一家又被迫离开意大利,迁往瑞士的苏黎世。由于生活的窘迫,乔伊斯经常醉饮,并且染上了湿热病,视力也日渐衰退,但他一直坚持写作。他一生写出了四部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及惊世骇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
一般说,大部分短篇小说集都是选收多种题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它就被构想为一本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故事通过题材、风格、技巧和主题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如乔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所说:“我的意图是一章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把它呈现给无动于衷的公众: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这个顺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审慎的平民词语的风格……”
正是由于《都柏林人》的内容和特殊写法,《都柏林人》的经历十分坎坷,拖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大约1905年,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书稿扣压一年之后又退给了乔伊斯。后来书稿交给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尔先生,他与乔伊斯签订合同,约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该书。但出版时间一拖再拖。后来毛瑟尔先生要求乔伊斯修改矮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中的一些段落。乔伊斯不情愿地进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着没有出版。那时乔伊斯住在意大利,他专程到都柏林与出版商协商该书的出版事宜。1912年,书稿的清样印了出来。
据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说,当时他和乔伊斯去见毛瑟尔的经理,经理说:小说里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乔伊斯提出和经理一起去问房主人是否反对在书里用他们的名字,但经理拒绝了,并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谈到国王爱德华七世时所用的词语冒犯了许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说出版会引起他们的抗议行动——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个原因。虽然乔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经理却要求他完全删除某些小说。最后竟宣称他们不会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个律师,也是乔伊斯大学时的朋友,问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办事。律师说,在都柏林无法补救,乔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赔偿。法官会认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众怒的书,因而不会追究出版商的违约行为。于是乔伊斯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提出他们可以以任何他们满意的形式出版该书,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已经拆了铅版,毁了已经印出的清样。乔伊斯别无选择,只好带着留下的唯一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样,离开了都柏林。
究竟为什么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已经签约出版的书呢?出版商为什么拆了铅版、毁掉清样?人们可以有各种猜测,例如乔伊斯可能有什么仇人暗中操纵;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觉得书里描写的事件和刻画的人物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弃这本书;或者出版商觉得这本书有损他们的名声,等等。无论如何,《都柏林人》最终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约两年以后,曾经接受尔后退稿的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才出版了这本书。
在《都柏林人》之前,乔伊斯出版了诗集《室内乐》,后来又先后出版了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戏剧《流亡者》和划时代的小说《尤利西斯》。研究者发现,《都柏林人》和所有这些作品都存在着联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个故事显然出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可能是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过灯光摇曳的街道,不时受到醉汉和讨价还价女人的干扰,觉得自己仿佛拿着圣餐杯安全地穿过一群敌人——这个男孩肯定就是小说《画像》里的斯蒂芬·第达勒斯。最后一个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尔·康洛伊,通过另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影响提出问题,明显与《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这四个故事从《都柏林人》里抽出来,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与《尤利西斯》相关,后者塑造的许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现,例如卡宁汉、郝勒汉、莱恩汉姆和奥曼登·勃克先生等。这种联系并不奇怪,因为按照乔伊斯的最初计划,布鲁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题)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轻时的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两个独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个方面是他们爱去酒吧;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他们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个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乐。乔伊斯的父亲在都柏林算是个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动使乔伊斯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老乔伊斯先生在帕奈尔时期曾介入相关的改革;因此幼年的乔伊斯经常听到愤怒和哀伤的声音,因为帕奈尔去世了,许多追随者背离了他。乔伊斯九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文章《还有你,希利!》,这是一篇政治谴责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一个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奈尔。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认为,那篇文章是乔伊斯最好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后来的作品感到哀伤。
在《都柏林人》里,《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汇聚在一间凄凉的办公室里;他们的行为显得有点荒诞,其中一个应邀朗诵一首他几年前写的一首诗——《帕奈尔之死,1891年10月6日》。诗有些业余,修辞也都是常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透过这首旧诗却传递出真实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诚。诗念完之后,人们对作者作了几句评论,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读者可能觉得与他们完全无关,但同时也会觉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义,而且完全是为读者写的。他在写这首诗之前仿佛进入了海恩斯的心里。
“你觉得这篇东西怎么样,克罗夫顿?”亨奇先生叫道。“难道不好吗?你说什么?”
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
如果乔伊斯让克罗夫顿先生自己说这些赞美的话,那么他就冤枉了这位绅士善良的沉默。因为克罗夫顿先生曾为保守派拉选票,他必然觉得诗里有某种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个普通的人,在那种场合里他只会宽容。“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这句话使人感觉到他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的情调可以说是《都柏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说里,乔伊斯都使读者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评论。因此读者在这些故事里总感到一种疏离感,仿佛他要通过一系列的报道来说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个注重科学性的历史学家描绘事件那样。
不过《死者》的写法不同。开头三篇(《姊妹们》、《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据记忆而写,也没有这种疏离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亲》。《母亲》的写法与其他关于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里却充满了感情,乔伊斯对伊芙琳的命运非常同情,对《泥土》里玛利亚的性格也多有崇敬。两个女人都是思想单纯,恪守常规,待人诚恳。
《都柏林人》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独寂寞、互不相关的人。他们大多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但又以某种文雅的态度面对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难忘,因为他们看到了黑暗的深处。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现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们》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邻居老牧师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对这个男孩而言变成了一个活的不可思议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断忆起她死去的母亲。《泥土》里对玛利亚隐蔽的预兆其实就是她死亡的预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绝接受的一个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并使他孤独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通篇围绕着死去的帕奈尔展开。而在《死者》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通过一首歌对死者的回忆,使一个丈夫意识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参与。实际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动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个故事结尾的那段话,带有一种安魂曲的音乐感: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意蒙咙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总起来看,《都柏林人》可以说是由十五个故事组成的一个整体,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层面的生活,在写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集中使用某些词汇,例如“徒劳”、“无用”、“厌倦”、“绝望”等在多个故事里反复出现,其目的是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感受到每一个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构成。第二,以“混乱”表示瘫痪,每当人物不得不面对选择某种积极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就变得不知所措,像吓坏的兔子一样静止不动。第三,以单色调的散文风格象征都柏林单调乏味的生活,产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并不是一种单纯怀旧的风格。第四,故事的情节都是琐事,人物是一种导致瘫痪的体制的受害者,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以微妙地改变了的目光观察细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坏读者通常期望的“开始、中间和结束”的顺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编织方式,而是依靠在读者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转折点。
当然,与所有经典名著一样,《都柏林人》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读空间。上面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己之见,唯一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译文出版社领导和冯涛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翻译永远难以达到至善至美,总有需要改进甚或疏误的地方,因此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王逢振
2010年盛夏

版权页:

《都柏林人》 詹姆斯·乔伊斯

真正使我们了解荒凉西部的是乔·狄龙。他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过期的旧杂志,有《英国国旗》、《勇气》和《半便士奇闻》。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便聚在他家的后花园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和他那又胖又懒的弟弟利奥把守马厩的草棚,我们猛攻尽力去占领;有时候我们也在草地上进行激烈的对搏。可是,不论我们战得多勇,在围攻和对搏中我们从未胜过,每次较量的结果都是乔·狄龙跳起胜利的战舞。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点都到加迪纳街去做弥撒,房子的大厅里充满狄龙太太喜欢的静谧的气氛。然而对我们这些年龄更小、更胆怯的孩子来说,他玩得太狠了一些。他看上去真有些像个印第安人,他在花园里跳来跳去,头上戴着一只旧茶壶套,一边用拳头击打罐头盒一边喊叫:
“呀!呀咔,呀咔,呀咔!”
当大家听说他要当牧师的时候,谁也不敢相信。然而,这一却是真的。
我们当中扩散着一种顽皮不驯的精神,在它的影响之下,文化和体格上的种种差别都不起作用了。我们结成一伙,有勇敢的,有闹着玩的,也有战战兢兢的。我属于后一种,勉强装扮成印第安人,唯恐显出书呆子气,缺少大丈夫的气概。描写“荒凉西部”的文学作品所叙述的冒险故事,虽然与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它们至少打开了逃避的大门。我比较喜欢某些美国的侦探故事,其中常常有不修边幅的暴躁而漂亮的女孩出现。这些故事里虽然并无什么错的东西,虽然它们的意图有时还是文学性的,但它们在学校里却只能私下里流传。一天,巴特勒神父听学生背诵指定的四页《罗马史》时,发现傻乎乎的利奥·狄龙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奇闻》。
“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这一页吗?喂,狄龙,站起来!‘天刚刚’……下去!哪一天?‘天刚刚亮’……你学过没有?你口袋里放的是什么?”
利奥·狄龙把那本杂志交上去时,大家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巴特勒神父翻着看了看,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破烂东西?”他说。“《阿巴奇酋长》!你不学《罗马史》就是读这种东西吗?别让我在这个学校里再发现这种肮脏的东西。写这种东西的人想必是个卑鄙的家伙,他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赚杯酒钱。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孩子读这样的东西,真让我感到吃惊。倘若你们是……‘公立学校’的学生,我倒也还能理解。喂,狄龙,我实实在在地告诫你,要认真地学习,不然的话……”
在课堂上头脑清醒之际,这番训斥使我觉得西部荒野的荣光大为逊色,利奥·狄龙惶惑的胖脸也唤醒了我的良知。可是放学后远离学校的约束时,我又开始渴求狂野的感受,渴求只有那些杂乱的记事似乎才能提供的逃避。终于,每天傍晚模仿战争的游戏,也变得像每天上午上课一样令人厌倦,因为我想亲自经历一番真正的冒险。然而,我想了想,一直呆在家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险:要冒险非到外面去不可。
暑假即将来临,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时间摆脱令人厌倦的学校生活。于是我与利奥·狄龙和另一个叫马候尼的男孩,计划到外面去疯狂一次。我们每人都攒了六个便士。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运河的桥上会面。马候尼准备让他大姐写张请假条,利奥·狄龙叫他哥哥去说他病了。我们说好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船只停泊的地方,然后乘渡船过河,再走着去看鸽子房。利奥·狄龙担心我们会碰到巴特勒神父,或者会碰到同校里的什么人;但马候尼却非常清醒地反问说,巴特勒神父到鸽子房那里去干什么呢?于是我们又都放下心来。接着我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向他们每人收了六个便士,同时把我自己的六个便士亮给他们看了看。在我们出发前夕做最后安排时,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兴奋。我们互相握手,哈哈大笑,然后马候尼说:
“明天见,哥儿们!”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桥上,因为我的家离那儿最近。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草灰坑旁边茂盛的草里,那地方谁也不会去的。然后我便沿运河的河岸急急地走去。那是六月头一个星期的一个早晨,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我坐在桥栏上,欣赏着我脚上的轻便帆布鞋,头天晚上我刚刚用白粉精心地把它们刷过,接着我又观看驯顺的马拉着满满一车干活的人上山。路边高大的树上,树枝都长出淡绿色的嫩叶,充满了勃勃生机,阳光透过树枝斜照在水面上。桥上的花岗石开始变热,我和着脑海里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岗石上打着节拍。我快活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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