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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鼓女》 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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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鼓女》 约翰·勒卡雷

基本信息

书名:《小鼓女》
外文书名:The Little Drummer Girl
作者: 约翰·勒卡雷
邹亚(译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4年11月1日)
页数:550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7532765091,9787532765096
ASIN:B00NIJYC2W
版权:上海译文

编辑推荐

约翰·勒卡雷1983年一部以巴以冲突为题材的间谍小说,也是首次引进国内的一部勒卡雷作品。勒卡雷擅长间谍小说,但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小鼓女》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间谍小说。著名评论家兼作家威廉·F·巴克利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小鼓女》之于间谍题材,就如同《包法利夫人》之于通奸、《罪与罚》之于犯罪题材一般。”

名人评书

一部史诗般的间谍小说!

“在文学的领域中,勒卡雷再一次提升了间谍小说,《小鼓女》将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家。”——《商业周刊》

媒体书评

◎史上唯一获颁英国犯罪推理作家协会(CWA)「金匕首奖中之奖」的大师
◎约翰‧勒卡雷的动人力作!
◎《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
◎美国作家推理协会「史上最经典的一百部推理小说」!

作者简介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约翰·摩尔·康纳尔,英国间谍小说家。早年曾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后开始以笔名创作小说。勒卡雷凭借小说《柏林谍影》一举成名,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奠定了文坛大师的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1964年获得英国毛姆奖,1965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大奖,1988年更获颁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终身成就奖(另外分别在1963年与1977年获颁金匕首奖)等。2008年,在《时代》杂志评选的“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名单上,勒卡雷名列第22位。2011年,勒卡雷获歌德学院颁发的歌德奖。

勒卡雷的作品不仅受到全球各大媒体的瞩目与读者的欢迎,更因充满戏剧元素与张力,被多次翻拍成了影视剧。他的最新作品有《我们这样的叛国者》、《微妙的真相》。

目录

正文

经典语录及文摘

前言
为点灯人版(TheLamplighterEdition)而作

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它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前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到1982年间的《小鼓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乔治·斯迈雷,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它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解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解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
我按响了门铃,街上那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同样,屋顶的摄像机也对准了我。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玻璃亭子,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卫。身后,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穿过玻璃,打量着前方的门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两个阿拉伯大汉,面露愠色,狠狠地盯着我。玻璃门开了,我迈步进入门厅。那两个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长时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职业手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也经历过如此的遭遇。现在,在格林大街,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对你进行搜身,他们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的双手作出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爱折腾多久,就多久。他们就是想让嫌疑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图。创作《小鼓女》期间,我究竟被搜过多少次身,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的遭遇,往往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就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访拉姆拉维先生之际。
自然,拉姆拉维先生始终没有现身。我一个人呆立在门厅里。在他的记事簿上,根本没有约会这码事儿。他的秘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吧。改天,那将会是另一个第一次。打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个阿拉伯人接待过我,他们总是打发我等在一边。单就发生在接待室里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维先生带给我的是炮火的洗礼,这个玩笑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了,而且,拉姆拉维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弹炸死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尽管如此,巴解组织是不会消亡的。
格林大街之行之后,我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我联络到帕特里克·西尔,他是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专家、作家。我邀请他共进午餐,原本,这顿饭是应该和拉姆拉维一起吃的。从西尔开始,我的交际圈渐渐扩大。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时经历着向内和向外的两种发展:从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销了出去,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见。我的电话铃声不断,每个人都想给你建议,都想告诫你如何才能避免犯下某种致命的错误: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我的生活最终变得异常热闹起来。
结果,最具意义的是我邂逅了约旦王妃迪娜,侯赛因国王的第一任妻子。此时,她已经嫁给了萨拉·塔马利,亚西尔·阿拉法特驻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卫军首领。在伦敦,迪娜来无声,去无影。萨拉则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何种活动,向来不守时,应该说,这是刻意而为之。尽管如此,最终,我们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区的一家豪华餐厅。在这顿延时开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领略到萨拉对太平洋油鲽和巴黎矿泉水所发表的激烈演说。他满怀激情,口音纯正,措辞高雅,表达生动,旁边桌上的客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萨拉邀请我去他们西顿的家里小住。萨拉还答应介绍贝鲁特的朋友给我认识。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会去以色列—虽然我很快就学会了称呼它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只希望能够旁听他们的辩论,亲眼见一见双方的辩手。然而,人们还是会把我当作英国外交部的喉舌。没错,我的确在那儿工作过几年,所以,这种善意的猜测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甩都甩不掉。也许,这对我有利,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最终答应见我的人,如果他们相信了事实—我只是一个寻找素材的小说家—他们还会那么慷慨大方吗?还有外交部,如果它还记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从那以后,像查莉那样,我骑在情感的钟摆上,这一刻,摇向这边,下一刻,摆向那边。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犹太人和散居在四处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奔波。这个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约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个星期,我则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或者内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从约旦这边,跨越亚伦比桥。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卫·格林威,当时正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我永远记得,我痛苦地躺在后排座位上,看着大卫信心满满地大踏步走过一排等候检查的卡车,径直来到检查站,随口报出他认识的每一个东方显贵的名号,说服警卫让我们率先通过。还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车来到黎巴嫩南部边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军城堡。那时,巴勒斯坦人仍旧在占领区—恰恰在那个时候。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山谷里狙击手的子弹?还是我们德鲁士司机的驾驶技术?每逢急转弯,我们免不了被折腾得在车上东倒西歪,那家伙则会哼哼两声,祷告一下。在那些时候,格林威刚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样,双方的动向都是他感兴趣的内容。早些时候,我在创作《可敬的小学生》时,他刚好在东南亚,先后受聘于《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事。
我真是太幸运了!在创作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可以跟在他的身后。他具有记者的勇气,记者的睿智,而这些,恰好是我望尘莫及的。

在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之前,我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光。在贝鲁特,在那间通往巴解组织办公室的该死的小接待室里,让我愤怒的是,我浪费了无数个小时,但没有办法,必须等。在当天的发言人—一个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来见我之前,我仔细观看陈列在室内的以色列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全都布满了灰尘。我差一点儿窒息,因为,阿拉法特手下众多的英雄们,全都坐在办公桌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各个办公室。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张巴勒斯坦人的脸。所有的战士似乎都拥有这张脸,甚至包括胖子:一张绷得紧紧的,囚犯一般灰色的脸,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愁容,整日与垃圾食品、香烟、紧张的神经为伴。哇哦,革命是富足的。看看他们崭新的军装和靴子,崭新的车辆,崭新的电话机,崭新的武器。被剥夺的感觉来自钱财以外,那是爱情、希望、朋友和家庭的缺失。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来说,再多的金表,也无法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甚至连萨拉·塔马利也不例外。无论他出现在哪一个房间,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传奇式的潇洒—再加上他的雄辩和人道主义精神—即刻就能吸引住众人的眼球。尽管如此,他同样无法逃避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而且,他也不想逃避。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他们最终抓住了他—他们俘获的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人。萨拉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因此,经过了数月单独的囚禁和审讯之后,他战胜了自己,作为中庸之道和共同立场的代言人,出现在以色列的电视屏幕上。
会到你住的饭店跟你联络的,有人告诉我说,在饭店等着,记住,等待。
写作就是等待。我蹲守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酒店,在里面的酒吧里消费了不少钱,那里的鹦鹉已经可以模仿进出的炮弹的声响。晚上,我听见外面连续的枪声,从黑暗的卧室窗户向外看,火光在山后闪烁。我在空空荡荡的中餐厅吃了炸春卷,旅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了得,不知用的什么功夫,竟然可以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吃饭的同时,我始终竖着耳朵,密切注意前台的动静。
终于,那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通知。我感觉,他大概大半条腿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他年轻,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难看出他的腿究竟伤成啥样。我刚准备把硬邦邦的春卷塞进嘴里,他一摇一晃地走过一张张空桌子,朝我这边过来,眼睛闪烁出激动的神情。
“我们主席现在就要见你,”他压低嗓门,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那模样,仿佛我们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就现在,快!”
可是,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看得出来,他想让我站起来,所以,出于礼貌,我站了起来,以为他想带我去见他们酒店的董事会主席。我很纳闷,是不是因为我呆得时间太久了,还没有付账单?或者,主席想让我在签名簿上留个名?或者,真实发生的,抑或是想象中的,我破坏了旅馆的财产,他想赶我出去?在贝鲁特,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我自己的,都是难以预料的。
我跟着那个男服务生穿过酒店的大堂,来到前门。我看见一小队军人,身穿斗蓬似的外套,双手藏在衣服的皱折里,门外还有两辆土黄色的沃尔沃轿车,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要带我去见巴解组织的主席。
在《小鼓女》这本书的某个地方,有类似的描述:夜晚,贝鲁特,穿城而过,不断换车,隐蔽,时速90英里,撞开双向车道中央的隔离栏,大灯闪烁,逆向行驶。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栋经历过炮火和修缮的高层建筑,大概有十一、二层高。终于,士兵们走过来,对我进行了搜身。此种待遇,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态度蛮横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微笑着,向我致歉,然后,退向一边,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边。他身上佩戴着一把银色的手枪,穿着一套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军装,身上散发出一种婴儿爽身粉的味道。我们礼节性地拥抱了一下,我发现,他脸上的胡茬是银白色的,不算太扎人。
“大卫先生,你为何来这里?”他问道。没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称呼我,并且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神情忧虑的医生,仔细打量着我的眼睛。
“主席先生,我来这儿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脏上。”
他抓住我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软,像女孩子的手。
“大卫先生,在这儿,就在这儿!”
无例外的是,阿拉法特,也有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他的脸可以像灯塔,大放异彩,也可以像小丑,表情夸张,更可以像政治家,凝重严肃。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禁不住会对它们作出反应,除非你是一个吝啬鬼。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情绪高昂,以突发的灵感打破常规的表现,满足听众的需求。他可以像老师一样对你循循善诱,而当他聆听你智慧的陈述时,他表现得像一个痴迷的学生。然而,在各种角色的转换间隙,你看见另一张脸,一张过度敏感的小战士的脸。他失去了自己的战马,你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你要帮他去找回那匹马。我被阿拉法特征服了,这原本就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像我塑造的查莉那样,被人征服。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拥有双重许诺的女人,并且为双方效力,因此,也注定要背叛他们。就这样,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我顺应潮流:顺应两股潮流,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当我在西顿的时候,我住在萨拉和迪娜家,一栋被战火摧残得伤痕累累的漂亮屋子,院子里有山羊,有柠檬树,还有猫和狗。我聆听萨拉热情,却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辩,还听到了担任我警卫的那几个小战士的故事,经历了—此刻,写作过程中,再一次经历了—悲悯夹杂着勇士的斗志,查莉的控制人,约瑟夫,最擅长的就是开发、利用这种复杂的情感。

***

那么,怎么解释恐怖活动呢?你愤愤地问。暴力活动呢?还有,犹太校车上的炸弹?难不成我真的是过分乐观、愚蠢低能,竟然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吗?
哇哦,我什么都明白。
哪怕你在贝鲁特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你也能嗅到门外的恐怖气息。哪怕你是个门外汉,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说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应该平躺在心理治疗师的治疗床上。此外,你还能意识到,自从婴孩时起,他们的生活就完全错位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他们已经学会将‘正常’的社会视为敌对的靶子。那些被视为贱民的人变成了贱民—引用奥登的话来说,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将邪恶报以他人。
我跟一个极端组织的代言人交谈过,这伙人公开脱离了巴解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团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东道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带相框的高清图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喷气式飞机,地点是一个报废的机场。炸弹爆响的时候,机身的中央完全爆裂开来。那一次,他们在炸毁飞机之前,先行撤离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年轻人个个情绪高涨,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大伙儿端来了阿拉伯咖啡。帅气的勇士们皱着眉,自顾自地喝起来。有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划着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那么,杀戮呢?我问。东道主被我问懵了。他吸了一口气,用官方的口吻说:一枚以色列炸弹,落在南黎巴嫩的一个聚集点,造成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死难的人数超过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灭的犹太人数的总和…这不是杀戮,这是战争…这是自卫…我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如果不是战争,此地的空气应该和贝鲁特大街上的一样清新。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跟我的写作经历一样,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改变。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在美国,之前的任何畅销书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因此说,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对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美国的犹太组织,对我进行谩骂和诋毁;也有一些来自个人,那些犹太人的信件,内容非常感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一反常态,感觉非常坦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1993年4月

哈利勒抓着她的手臂,连拖带拽地带着她朝那辆崭新的轿车走去。她哭泣着,颤抖着,感觉双脚像是踩在棉花上面,软绵无力。他脱掉了面包车司机的旧衣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优秀的德国经理:面料柔软的黑色外衣,衬衫,领带,大背头梳理得纹丝不乱。他替她打开车门,然后脱下外套,把衣服仔细地裹在她身上,好像她是一个生了病的小动物。她不知道他对她寄予了何种希望,但是,面对她的状况,他的反应是敬仰多于震惊。车子已经发动了,他把空调打到最大。
“米歇尔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的,”他温柔地说,并借着车内的灯光,打量着她。她开始回应,可没说几句,又伤心地哭了起来。他递给她一块手帕,她双手握着,在手指头上缠绕,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他们沿着长满树木的山坡向前行驶。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
“你为我们立了一大功。明克尔打开箱子的时候,被炸死了。据报道说,他的那些犹太朋友也都受了重伤,具体人数还在核实当中。”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残酷和得意。“他们的报道中充斥着愤怒、震惊等字眼,甚至还用上了冷血、谋之类的词语。有朝一日,应该让他们去参观拉什迪耶。我邀请全校师生一块去。让他们坐在防空洞里,一出来就被机枪扫射。让他们断胳膊、断腿,让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受折磨。明天,全世界都将知道,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奴役下的黑奴。”
空调很给力,可查莉还是觉着冷。她把他的西装紧紧围在自己身边,衣服的领子是天鹅绒的,闻气味就知道是刚买的。
“你愿意把细节讲给我听吗?”他问道。
她摇摇头。车坐垫是颗粒绒的,非常柔软,发动机的声音很轻。她竖起耳朵,可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她看看后视镜,后面没有车,前面也没有。什么时候能有车来呢?忽然,她瞥见哈利勒的那对黑眼睛正盯着她看。
“别担心,我们会对你负责的,我保证。看见你这么难过,我很欣慰。别的人,当他们杀人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得意洋洋。他们大口喝酒,他们像动物一样,脱掉自己的衣服。这一切,我见得多了。可是,你—你却在哭泣。这很好。”
这是临湖的一栋房子,湖泊地处深山峡谷之间。哈利勒两次从房前经过,第三次,他才拐弯进入门前的车道。当他警觉地扫视路的两边时,他的眼睛让她想起了约瑟夫,黝黑、深邃,可以洞察一切。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平房,富人的第二居所。白色的外墙,摩尔式建筑风格的窗户,红色的坡顶,上面还残留着顽强的积雪。车库和房子连在一起,他把车直接开进去之后,门随即就关上了。他熄了火,从衣服里掏出一把长筒的自动手枪。哈利勒:一只手的狙击手。她留在车里,眼睛盯着放在背面墙根下的雪橇和木柴。他为她打开了车门。
“跟在我后面,保持三米的距离,别太近。”
一扇铁门通往屋内的一个过道。她在原地等了片刻,然后跟在他后面进了屋。客厅的灯开着,壁炉里,炉火正旺。马皮沙发,郊外人家质朴的家具,一张供两人就餐的长条形餐桌,桌上一个熟铁支架,上面有一个冰桶,里面有一瓶伏特加。
“呆在这儿,”他说。
她站在客厅的中央,两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手提包。他挨个把几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四下静悄悄的,只听到橱门开关的声音。她又开始浑身哆嗦,哆嗦得很厉害。他回到客厅,收好抢,在壁炉前蹲下,把火拨的更旺。她心想,这是为了赶走野兽,为了保护羊羔。炉火噼噼啪啪,熊熊燃烧。她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他打开电视。正在演播一部老片子,黑白的,画面上是一个小酒馆,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他没有调高音量。他来到她的面前。
“想喝点伏特加吗?”他客气地问,“我不喝酒,但你可以随意。”
她想喝,他给她倒了一些,可倒得太多了。
“想抽烟吗?”
他递给她一个皮烟盒,并为她点了一支烟。
屋内的灯光变得明亮起来,她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电视画面上,眼睛不自觉地盯着那个一脸奸相的小个子德国佬,那个家伙看上去很兴奋,极具表现力,不到一个小时前,查莉看见他就呆在马蒂的旁边。此刻,他正站在一辆警务面包车边上。在他的身后,她看见她刚才走过的人行道,还有演讲大厅的侧门,已经被反光带隔离起来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在警戒区域进进出出。恐怖就是舞台,她想。镜头转向了绿色的防水布,它的使用是为了不让天气影响搜索工作的继续进行。哈利勒调了一下声音,查莉听见,除了救护车的尖叫声之外,还有那个艾历克西斯圆滑、抑扬顿挫的声音。
“他在说些什么?”她问。
“他负责这次的调查。等等,我一会儿告诉你。”
艾历克西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记者镜头下的奥伯豪森,那家伙毫发未伤。
“他就是那个给我开门的白痴,”她说,
哈利勒抬起手,示意她不要说话。她听着,真有意思,奥伯豪森正在描述她。她听见了‘南非’两个字,还听见他提到褐色头发。她看见他抬起手,对记者描述她戴的是什么款式的眼镜。此时,出现了一个特写:有人用颤抖的手指,指着一副眼镜,很像塔耶赫给她的那副。
奥伯豪森描述完之后,紧接着是画像师对嫌疑人的第一印象。按照他的理解,地球上没有与嫌疑人长相吻合的人,除了十年前的一部广告片,一种液体泻药,是在一个火车站随机拍摄的。下面登场的是曾经跟她说过话的那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他又添加了一些不疼不痒的信息。
哈利勒关上电视,再一次来到她的面前。
“可以吗?”他羞涩地问。
她拿起手提包,放在自己的另一边,这样,哈利勒就可以坐下了。手提包发出嗡嗡声了吗?哔哔声呢?它是一个麦克风吗?该死,它究竟有什么用?
哈利勒仿佛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给出了自己非常精准的判断。
“你真的是很冒险,”他说,“奥伯豪森记得你的样子,他的夫人也记得,还有警察,还有酒店里的一些人。你的身高,你的体型,你说话时的口音,还有你的表演天赋。很不幸的是,一个英国女人偷听到了你和明克尔的部分对话,她肯定,你根本不是南非人,你是英国人。相关的信息已经传到伦敦去了,我们知道,英国人已经对你产生了不好的看法。这里已经全部戒严了,他们设立了路障,采取了车辆抽检的措施,他们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了。但是,你不用担心。”他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今晚,我们是安全的。明天,我们把你偷渡到柏林,送你回家。”
“回家,”她说。
“你是我们的一员,是我们的姐妹。法特梅说,你是我们的姐妹。你没有家,可是,你有我们。我们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份,你也可以去法特梅那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虽然你不能再抛头露面了,但我们会照顾你的。为了米歇尔,为了你替我们做的一切。”
他的忠诚让人感动。她的手还在他的手里,他的抚摸给人力量,给人安慰。他的眼睛闪烁着坚定、自豪的光芒。她站起身,拿着手提包,离开了客厅。
一张双人床。电暖炉的两根管子都亮着,不计成本,开足了马力。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穷乡僻壤的畅销书:《我好!你好!》和《鱼水欢》。床已经铺好。卫生间在房间的里面,松木装饰,还带桑拿间。她拿出闹钟收音机,仔细看了一下,跟她自己的那台一模一样,只不过拿在手上感觉稍稍重一些,硬一些。等到他入睡之后。等到我入睡之后。她看着自己。那个画像师说得没错,一个没有人的国家,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她先把手和手指都仔细刷洗了一遍,然后,一阵冲动,脱光了衣服,长时间地在淋浴间里冲洗,想摆脱他的信任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她打开水池上方的柜子,拿出一瓶乳霜,从头到脚涂抹了一遍。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她想起了训练学校的那个瑞典姑娘法蒂玛—她们满脑子想的只有复仇,她们学会放弃同情和怜悯。准确地说,她们有着同样的自恨情结。她回到客厅,发现他正在往餐桌上摆吃的。冷切肉和奶酪,还有一瓶葡萄酒。蜡烛已经点燃。他摆出一副标准的欧洲风范,亲自为她把椅子放好。她坐了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刚一坐下,就立刻旁若无人的吃了起来。无论是什么事情,他都非常专注,吃饭也不例外。他刚刚杀了人,他竟然吃得下去: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诡异的?这是我最疯狂的一顿晚餐,她心里想,最糟糕的,也是最疯狂的。假如旁边有小提琴手,我一定要请他演奏一首《月亮河》。
“你还在后悔干了那件事吗?”他问。他很关心她,他的问题等同于‘你的头疼好些了吗?’
“他们都是些猪。”这是她的心里话。“无情、残忍—”她又开始哭泣,但很快就忍住了。她的手一直在抖,她只好把刀叉放在桌上。她听见外面有车经过,也可能是飞机的轰鸣声,她无法确信。我的手提包呢?她一下子乱了阵脚—我把它放哪儿了?在浴室里,远离这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她重新拿起刀和叉,桌子对面,哈利勒正借着摇曳的烛光打量她,他的眼睛非常迷人,野性十足。眼前的这一幕让她想起了德尔斐之夜,在山顶上,约瑟夫也是这样面对着她。
“也许,你在努力恨他们,真难为你了。”他想根治她的头痛。
这出戏她演的很不成功,这次晚宴也很失败。她渴望摧毁自己紧张的情绪,她也渴望摧毁自己。她站起身,哐当一声,刀叉全部掉在了地上。她泪眼朦胧,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她开始宽衣解带,可她的手全然不听她的指挥,不停地抖动。她绕到桌子对面,正准备伸手去拽他,他已经站了起来。他伸手把她搂住,亲吻她,然后像扛伤病员那样,抱着她去了卧室。他把她放在床上,谁也不知道她的身心发生了何种化学改变,她突然一下子把他扑倒了。她骑在他的身上,脱去了他的衣服。她急不可待地搂住他,仿佛他是这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男人,仿佛今天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她在迎接自己的毁灭,也在迎接他的毁灭。她啃咬他,她吸吮他,她的灵魂在呐喊,她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孤独,她的体内空空荡荡,她需要他。她冲他哭喊,她张开自己那张骗人的嘴巴,咬住他;她让他压在自己身上,她想以此忘却她和约瑟夫的那一段。他激情澎湃,可是,当她发觉他的热情开始减退的时候,她死死地抱着他,不准他脱离自己的身体。她的手臂环绕着他,他的身体可以替她遮风避雨。

他没有睡着,可他已经开始打盹了。他枕着她的肩膀,他的头发蓬乱,那条健康的胳膊横在她的胸脯上。
“萨利姆是个幸运的孩子,”他喃喃自语,脸上荡漾着笑容,“拥有你这样的姑娘,死了也甘心。”
“谁说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塔耶赫说,存在这种可能性。”
“萨利姆是为了革命而死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把他炸死了。”
“是他自己炸死了自己。我们看过不少德国警方关于那次事故的报告。我跟他说过,我不让他自己做炸弹,可他违背了我的命令。他不是干那事儿的料。他不是个天生的战士。”
“什么声音?”她一下子坐了起来。
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不连贯,像是纸张发出的。然后,又恢复了寂静。她猜想,可能有车在碎石路上熄火滑行。
“有人在湖上钓鱼,”哈利勒说。
“深夜钓鱼?”
“你从来没有在夜里钓过鱼吧?”他笑着说。他已经困的快要睁不开眼了。“你从来没有在晚上出海,划着小船,带着一盏煤油灯,徒手捉鱼。是吗?”
“别闭眼,陪我说说话。”
“快睡觉吧。”
“我睡不着,我很害怕。”
他告诉她说,很久以前,他去加利利执行任务。他和另外两个人,天黑去的。他们划船过海,当时,周围的景色美极了,他们忘了自己的使命,竟然开始捉鱼了。她打断了他的故事。
“不是船的声音,”她坚持说,“是汽车。我又听见了。你听!”
“是船,”他睡眼惺忪地说。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了进来,照在地板上。她站起身,走到窗前,隔着窗帘向外看。周围,松柏环绕,月亮把光芒洒向湖面,仿佛垂直的银色阶梯,一直通往世界的中心。然而,没有小船的影子,也没有引诱鱼儿上钩的灯火。她回到床上,他伸出右臂,把她揽过去。可是,当他发觉她有些抵抗的时候,他懒洋洋地翻了个身,脸朝上睡了。
“继续说啊,”她说,“哈利勒,醒醒。”她使劲摇晃他,然后又亲吻他的嘴唇。“你醒醒,”她坚持说。
为了她,他打起了精神,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认她做了自己的妹妹。
“你写给米歇尔的那些信,你知道奇怪之处在哪里吗?”他问,“那把枪。‘从此以后,我做梦都想着你曾经枕着我的枕头入睡,枕头下面还放着你的那把枪’—恋人之间的卿卿我我、甜言蜜语。”
“那有什么奇怪的?说给我听听。”
“我也曾经跟他聊过,也是这件事。‘听着,萨利姆,’我对他说,‘只有牛仔才会把枪放在枕头下面。如果我教给你的事情你记不住的话,起码这件事你得记住。上床睡觉的时候,把枪放在身边,放在荫蔽的地方,放在你的手可以够得到的地方。你要学会以这种方式睡觉。即使你和别的女人同床共枕,也要做到这一点。’他说他一定做到。他总是这一刻当着我的面发誓,转过头去就忘了。有了新的女友,或者又有了新车。”
“照这么说,他违背了命令,不是吗?”说着,她拿过那只戴着手套的手,借着淡淡的月光,用手掐着每一根没有知觉的手指。她发现,除了小手指头和拇指之外,其他都是填充物。
“这是怎么回事?”她大声地问,“老鼠咬的?哈利勒,醒醒。”
过了好一会,他才回答说:“有一天,在贝鲁特,我像萨利姆一样,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去邮局取邮件,我当时很着急,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很重要的包裹。我打开了,那是一个错误。”
“后来呢?发生什么事了?你打开包裹,轰地一声,是吗?你的手指被炸飞了,你的脸也是那次弄得?”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了,萨利姆在我的身边。你知道吗?他知道我出了错,他很高兴。‘以后,在打开包裹之前,先给我看一下,或者,先看一下邮戳,’他说,‘如果邮件是从特拉维夫寄来的,你最好把它退回去。’”
“那你为什么要自己做炸弹呢?你只有一只手。”
答案就在他的沉默中。他脸朝着她,微光下,他的目光坚定、执著,军人特有的表情。答案就在

天方破晓,可她还是不肯让他睡觉。晨曦带来了一抹惨淡的亮光,因为一夜未睡,她开始感觉头昏脑胀。她亲吻他,抚摸他,她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清醒,让他的激情继续燃烧。她在他耳边低语:你是我的最爱,我这是第一次颁发头等奖。你是我最强壮、最勇敢、最聪慧的爱人。哇哦,哈利勒,哈利勒,上帝,哎呀,你醒一醒。我比萨利姆还要棒?他问。你比萨利姆更有耐心,更懂得珍惜,更优雅。胜过那个约瑟夫,就是他把我送到了你的怀抱。
“怎么了?”她发现他突然挣脱了她的怀抱,“我让你不舒服了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打了个手势,随即用那只高效率的手轻轻地捂住她的嘴。然后,他慢慢地用胳膊肘撑起上身。她竖起耳朵和他一起听。白雪皑皑的乡村,广袤、静谧。湖面上,一只水鸟扑打着翅膀,腾空跃起。远处,野鸭发出阵阵叫声。不知何方,一只小公鸡在打鸣,一口大钟在报时。她发现他已经起床了。
“没有奶牛。”声音从窗户那边传来。
他站在窗户的边上,虽然没有穿衣服,可他已经把枪背在了肩上。刹那间,她非常紧张,脑海里出现了一副镜面图像:在电暖炉的照耀下,约瑟夫周身通红,和哈利勒面对面地站着,他俩之间只隔着那层薄薄的窗帘。
“你看见什么了?”过了一会儿,她低声地问。她紧张地快要窒息了。
“没有奶牛,没有渔夫,没有自行车。我感觉外面太安静了。”
他迅速行动起来。他的衣服被她胡乱地堆在了床边,他穿上深色的裤子,白色的衬衫,把枪扣在腋窝下。
“没有汽车,没有灯光,”他平静地说,“甚至没有人去田里劳动。没有奶牛。”
“奶牛都被拉去挤奶了。”
他摇摇头,说:“都已经两个小时了,不会这么久。”
“下雪天,奶牛都在室内。”
不知道为何,她的语气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原本就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此刻,他开始怀疑她了。“你为什么要为奶牛打掩护呢?”
“我没有,我只是—”
“这所房子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你怎么解释?”
“我只是想消除你的恐惧,我想安慰你。”
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可怕的念头。她的表情,她的裸体,证明了他的想法。同样,她也意识到,他开始怀疑她了。“你为何想要消除我的恐惧?你为什么不担心自己,反而担心我呢?”
“我没有。”
“你是个被通缉的女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可以如此和我缠绵。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安慰我?你为什么不考虑你自己的安危?你心底里到底在内疚些什么?”
“没有内疚。我没有杀死明克尔。哈利勒,我想摆脱这一切。”
“塔耶赫说的对吗?我弟弟就是因你而死的,对吗?拜托,回答我。”他的声音很轻、很轻,但却很执着。“我希望得到答案。”
她想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换取缓刑。她的脸烫的吓人,她的脸将永远燃烧。
“哈利勒,回到床上来,”她轻声说,“再爱我一次。回来吧!”
假如屋子外面有埋伏,他为什么还能如此轻松?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围圈越来越小,可他为何还能如此面对她?
“几点了?”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她,“查莉?”
“五点。五点半。怎么了?”
“你的闹钟呢?那个小闹钟?我想知道时间。”
“不知道,可能在浴室里。”
“请呆在这儿。否则,我可能会杀了你。我们走着瞧。”
他去拿来了闹钟,递给了她。
“帮我把闹钟打开,”他说。他站在一边看着,她开始拨弄闹钟的后盖。
“查莉,到底几点了?”他表现的非常轻松。“看看你的闹钟,拜托告诉我,几点了?”
“六点差十分。比我想象的晚。”
他一把夺过闹钟,看着钟面。数字显示,二十四小时制。他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刺耳的声音,他随即就关上了。他把收音机贴在耳朵上,然后又放在手上掂了掂。
“昨晚你离开我以后,我想,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单独活动。我说的对吗?实际上,根本没有独处的时间。”
“没有。”
“那么,闹钟里的新电池你是如何买的?”
“我没买。”
“那闹钟怎么还在走呢?”
“我不需要买—还有电—可以走好几年,一组电池就行—你得买那种特殊型号的—寿命长的—”
她已经黔驴技穷了。突然,永远,在这里,从此以后,因为此时,她已经想起来了。在山顶上,他曾让她站在那辆可口可乐送货车外面,他对她进行了搜身检查。他把收音机里的那两节电池拿出来,放进了他的口袋里。然后,他把收音机放回到她的包里。最后,他把包扔进了车里。
他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部在那个闹钟上面。“查莉,请把床边上那个威武的收音机给我拿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一个与高频收音机有关的科学实验,非常有趣。”
她轻声嘀咕了一句:“我能穿上衣服吗?”她套上自己的连衣裙,然后把床边上的收音机拿给他。那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玩意儿,黑色塑料外壳,扬声器像电话的拨号盘。哈利勒把闹钟和收音机并排放在一起,打开收音机,开始选台。突然,收音机发出了一阵类似受伤的尖叫声,忽高忽低,像空袭警报。接着,他拿起闹钟,用拇指推开带铰链的电池盖,把电池倒在地上。昨天晚上,他肯定也是这样干的。尖叫声陡然停止。哈利勒抬起头,装出一副笑容,仿佛一个刚刚成功完成了一项实验的孩子。她想躲开他的目光,可又办不到。
“查莉,你究竟为谁工作?德国人吗?”
她摇摇头。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她沉默不语,他知道了答案。
“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
“你相信以色列吗?你是谁?”
“我什么也不相信,”她说。
“你是基督徒吗?你认为他们是你们伟大宗教的奠基人吗?”
她再次摇摇头。
“你是为了钱?他们收买了你?他们敲诈你?”
她很想大喊,她握紧拳头,让自己的肺部膨胀,可是,她脑子里一片混乱,她哽咽,她只能抽泣。“是为了拯救生命。是为了参与。尽一分力量。我爱过他。”
“你背叛了我弟弟吗?”
堵在喉咙里的东西一下子消失了,她非常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在他临死前,他们把他带来让我看了一眼,其他都是瞎编的。我们的爱情,我政治立场的转变—所有的一切。我压根没有写过一封信,都是他们写的。他给你的信,也是他们写的。就是那封关于我的信。我爱上了那个送我来的男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他慢慢地伸出左手,心平气和地摸了摸她的脸颊。很明显,他想确认,眼前之人是真实的。然后,他看看自己的指尖,又看看她,在心里做着比较。
“你就是那个背叛我的祖国的英国人,”他轻轻地说,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抬起头,她发现,他的脸因为愤怒而变了形,而且,在约瑟夫射出的子弹的作用下,他的脸着火了。查莉在训练班学过,扣动扳机的时候身体要站直,可约瑟夫不会这样做。他不相信子弹能完成任务,他紧追着子弹奔跑,他要亲手把他们砸入目标的体内。他像普通的入侵者那样,从门外闯进来,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停留,一边射击,一边猛扑过来。他双手握枪,手臂伸直,这样,他可以进一步缩短距离。她看见哈利勒的脸爆裂了,她看见他举起双手,扑倒在墙上,他在祈求帮助。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背,污染了他白色的衬衫。他的手紧贴在墙上—一只戴着皮手套,一只裸着—受伤的身体,弯曲着,仿佛橄榄球运动员。他多么想凿开一条通道,穿墙而去啊!然而,此时,约瑟夫已经来到近前。他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上,加速他垮塌的速度。跟在约瑟夫身后的是利特瓦克,就是她认识的那个叫迈克的人。一直以来,她始终觉着他是个阴险小人。约瑟夫退后一步,迈克单腿跪下,对准哈利勒的后脖颈就是一枪—完全没有必要。此刻,全世界半数以上的刽子手都到场了,他们站在迈克的身后,清一色的黑色蛙人服。不一会儿,马蒂和那个德国佬来了。随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数名担架工,救护车驾驶员和医生。几个表情冷峻的女人走过来抓住她,替她清理掉呕吐物,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到户外。虽然外面空气清新,可她的鼻腔和喉咙里仍然充斥着温热的血腥味。
一辆救护车倒着停在前门。车上有成瓶的血浆,毛毯也是红色的。起初,她拒绝上车。实际上,她是在拼命挣扎,拳打脚踢。有一个女人突然松开了手,在她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轰地一声,她的耳朵失聪了,她只能隐隐听见自己的哭喊声。然而,她最想做的是脱掉自己的衣服,一是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而是因为自己的衣裙上满是哈利勒的鲜血。无论是昨晚,还是现在,她仍旧不熟悉这件连衣裙,不知道该如何脱,是拉链呢,还是扣子呢?她只好放弃了努力。接着,罗切尔和罗斯来了,她俩一边一个,架着她的胳膊。当初她刚刚到达位于雅典的那栋房子时,就是在她俩的挟持下去参加了试镜,继而在真实的舞台上扮演了这个角色。想到这里,她知道,抵抗是徒劳的。她们架着她走上救护车,并和她一起坐在一张床上。她低头看着窗外,看见一张张愚蠢的脸,他们都在望着她—那些阴沉着脸的强悍小伙子们,马蒂和迈克,迪米特里和拉乌尔,还有其他朋友,包括她还不知道名字的。大伙让开一条路,约瑟夫出现了。他考虑得很周全,已经卸掉了杀死哈利勒的那把枪,可是,很不幸,她注意到,他的牛仔裤和运动鞋上血迹斑斑。他走到车门前,抬起脸看着她。她看着他,忽然感觉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那张令人痛恨的脸。就这样,开始了一种角色的转换:她变成了杀手和皮条客,而他则变成了骗子、娼妓和叛徒。
她继续盯着他,突然,在她的内心深处,残留的愤怒之火开始燃烧,她重新拥有了一度被他窃取的那个身份。她忽地一下站起身,罗切尔和罗斯没来及阻拦。她使劲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用尽全部的力量冲他高喊‘滚’—至少,她听上去是这样。也许,她喊的是‘不’。有什么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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