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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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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基本信息

书名:《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丛书名: 理想国
作者: 蒋方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3年10月1日)
页数:274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49543519,7549543518
ASIN:B00FQ5Q9XQ
版权:北京贝贝特

编辑推荐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写作生涯的成人礼。2008年,作者入读清华大学,转眼五年过去,本书由作者精选过往五年文章而成,既是对此一阶段生活的总结和挥手告别,书中随处可见的自省、平实有力的记录,也标志着作者在写作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在书中,作者记录下对于成长与写作的反思,也记录下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写作者并无能力和义务改变社会,但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写下本身,即已是永恒。
★特别收录长文《审判童年》,曾获2009年“人民文学奖”及首届“朱自清散文奖”。在四万余字的长文里,作者毫不避讳地坦白童年生活当中的刺痛与尴尬,屈辱与安慰,连同纵横捭阖、博采众长的书写,令我们对于童年的认识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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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蒋方舟正在书写道路上挣扎:A面,是她擅长的个体青春体悟;B面,是她向往的社会批判者角色。于是,这个杂文集内置了AB双核运行。
我在A面阅读中获得了无限乐趣,翻开书,那些遗忘已久但无比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网吧的闷热、晚自习的食物香味、考卷的油墨味、街边烧烤的烟熏火燎以及异性同学身上散发的复杂味道……尽管时代更迭,青春的躁动、迷茫和无助却恒久不变。我们都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迷迷糊糊地被人流拥挤着前行。
藉由蒋方舟的文字临摹和速写,我透过一个个青春的命运,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片段悲喜;也重新触到了自己人生经历中,那些宝贵的柔软的东西。
——朱小蒂

作者简介

蒋方舟
1989年出生,湖北襄阳人。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完成首部散文集,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
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目录

代序故人无少年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绑架的盗火者
长安青年
想象的祖国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中国作家梦魇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达尔文改变中国
纸上的街道
前卫的民国
@张爱玲
将军白先勇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审判童年)
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手足
二祖父祖母
三母亲
四父亲
第二章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
一保姆
二幼儿园
代后记写什么

经典语录及文摘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
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2008年秋天,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2012年毕业,受聘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回首过往五年,课业之外,作者亦经常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及多种社会活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不精彩。然而在忙碌与喧腾背后,作者却渐感迷失与困惑: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是:“无法融入集体。”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这是他作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区。看图,他傻眼了,自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所谓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的我,经常拿“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的“位”。

代序 故人无少年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
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
前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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